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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科学家收到陌生人的千万遗产,因为她毁掉了一种“疗法”

新浪科技综合2021-06-02 10:51:27363阅

来源:果壳

2016年5月30日是星期一,像往常一样,54岁的埃琳娜·卡塔内奥(Elena Cattaneo)在自己实验室里。电话响起,是她的助理。他说,“有一个消息,你最好先坐下再听”。卡塔内奥随后发现,自己收到了150万欧元。

她从未见过或听说这个弗兰科·菲奥里尼(Franco Fiorini),而现在,他却留给了她相当于1165万人民币的一笔财富。真真切切,不是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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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娜·卡塔内奥是意大利药学和神经学教授,也是意大利终身参议员。| thetimes.co.uk

捐钱给科学机构或者研究项目,常见。指定捐给某个科学家,罕有。为什么是卡塔内奥?当然,她是顶尖科学家。许多意大利人都知道米兰大学这位著名的药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但这次的捐款——用意大利神经学家图利奥·波兹安(Tullio Pozzan)的话说——是科学传播的胜利。故事要从七年前说起。那是关于一个“干细胞新疗法”的漫长战争。

第一战:药品管理局开铡

2009年,意大利的一个私人组织“耐力基金会”(Stamina Foundation)开始向绝症病人兜售一种干细胞新疗法。从人的骨髓中可以收集到干细胞,但这些干细胞通常只能分化为脂肪细胞、骨细胞和软骨细胞。这一次,耐力基金会创始人达维德·万浓尼(Davide Vannoni)宣称,从患者骨髓收集来的干细胞,经视黄酸处理后,可分化成神经细胞和多种组织。将这些混合细胞再注射回原患者体内,可以抗感染、消炎症、促进血管生长;能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肌肉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治的万灵药。

用万浓尼的话说,“不管什么疾病,总有一种细胞会起作用”。他还宣称,2004年已经用这种自创疗法在俄罗斯治好了一个面瘫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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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基金会创始人达维德·万浓尼 | luciogiordano.wordpress.com

听上去很美,然而,没有证据支持这些临床疗效。万浓尼并非医生,不是生物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曾就这个“干细胞疗法”发表任何一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2012年5月,意大利药品管理局(AIFA)检查了耐力基金会位于布雷西亚(Brescia)的实验室,发现实验室管理混乱,根本无法保证培养出来的细胞不受污染,还有实验方案语焉不详,缺乏患者随访等等问题。为保护病人权益,意大利药品管理局随即关闭了耐力基金会的实验室,禁止他们继续“治疗病人”。

第一轮:意大利药品管理局胜。但这只是战斗的开始。

第二战:患者们抗议上诉

在意大利,法律规定了绝症病人在无药可医且情况紧急时,可以使用尚未被批准的疗法,这叫“关怀使用”(compassionate use),费用由政府买单。这些法律的目的,本是让绝症病人能得到及时救助,获取一些还没走完审批流程、但已被卫生部门初步判定为“有疗效”的治疗。

然而,意大利的法律体系里缺了一个东西——意大利版的“道伯特标准”(Daubert standard)。这个标准来自美国法律体系,要求法官身为“看门人”,必须按严格标准来决定哪些“专家证言”和“科学证据”可以成为呈堂证供。譬如说,只有“按照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才算“科学知识”,“是否经同行评议”,“是否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也是重要的辅助判断标准。除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也采纳了类似规则。

不幸的是,意大利没有本土版道伯特规则,在法庭上,“科学”、“专家”、“疗效”的标准模糊不清,这就给了耐力“运作”的空间。在耐力基金会召集下,一些将耐力的干细胞疗法视为最后希望的患者集体抗议并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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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信耐力基金会的干细胞疗法能起效,部分示威者呼吁政府允许病人接受这种治疗。| nature.com

起诉的450位患者中,逾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多家意大利地方法院判定,患者有权接受来自耐力基金会的细胞和治疗。

第二轮战果,意大利法院助攻,耐力基金会胜。

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法院强制治疗,带来了这个干细胞疗法的第一篇正经研究论文——2012年10月,Burlo Garafalo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在《神经肌肉疾病》(Neuromuscular Disorders)期刊上表示,五名I型脊髓性肌萎缩儿童在接受耐力的干细胞治疗后“没有改变病程”,换言之,治疗无效。

万浓尼对此的回应是,失败原因是医生的锅,医生不懂用他的混合细胞。

第三战:科学家志愿入场

就是在这时候,卡塔内奥忍无可忍,从“关注者”转成了“行动者”。她自己就是干细胞研究者,在米兰大学研究亨廷顿氏病。她深知,目前还没有将骨髓细胞转化成神经细胞的可靠办法。如果耐力基金会真能做到,就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但他们在自称“我能”的同时又拒绝公布具体技术细节——科学家的本能反应是,这很可疑。

在科学共同体里,卡塔内奥找到了战友。她联系上了同样做干细胞研究的另两位专家保罗·比安科(Paolo Bianco)、米歇尔·德卢卡(Michele De Luca),再加上卡塔内奥长期合作一起研究的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吉尔伯托·科贝里尼(Gilberto Corbellini)。在媒体不报道,医生不合作,政府机构不上心的情况下,2012年冬季,这群科学家们开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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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内奥的战友们——保罗·比安科(左)、米歇尔·德卢卡(中)、吉尔伯托·科贝里尼(右)。| abcd-it.org 、cmr.unimore.it、web.uniroma1.it

战斗计划分四步

第一步

研究耐力的疗法细节。收集安全和疗效方面的证据。他们发现,2010年美国专利局就已经拒绝了耐力的专利申请,理由之一是所述方案不太可能得到那些分化的细胞。不止如此,耐力造假的证据也浮出水面。那份美国专利申请材料中,有些关键图片根本是从其他人的论文里偷来的。比如一张已分化的神经细胞,就和2003年一篇俄罗斯和乌克兰团队发的论文里的图片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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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专利申请中的图3(上);和2003论文中的图片(下)对比。| nature.com

第二步

调查耐力基金会。结果发现,这个自称私人慈善组织的地址,是一家商业公司Medestea。Medestea公司还曾因为给膳食补充剂做误导性广告而被罚款。科学家们还发现,万浓尼在不断游说官员和议员,要将这个疗法纳入健保由国家健保资金给付,同时还要政府部门不监管这个疗法。(不要监管要买单,阁下怎么不去抢?)

第三步

持续发声,保持清晰和理性。

找患者——给患者组织写邮件,逐一回复患者们的疑虑。

找医生——联系耐力基金会的合作医院,经沟通,许多医生主动和耐力基金会结束合作。

找媒体——每周都给报刊写评论,接受采访,提醒公众这种“新疗法”缺乏科学依据。电视媒体除外,因为科学家们发现,电视节目容易被情感淹没,不适合提供理性证据。

找政府——科学家们一起准备了关于这个疗法的至少6种卷宗,几十个ppt。其中一个卷宗就长达40页,他们用尽渠道、递交给每一个能联系到的官员。同时,他们天天找意大利医疗口的警察沟通。

第四步

坚持坚持再坚持。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科学家们在人力、财力、广告宣传和政治势力上都不占优。好几次,耐力基金会在舆论、政治或商业上占了上风。科学家们只得不断碰头,商讨新的战斗计划。

第三轮战果,科学家……屡败屡战。

第四战:卫生部撒钱研究

2013年3月,在万浓尼没有提供体外细胞实验结果,没有提供动物实验结果的情况下,时任意大利卫生部部长雷纳托·巴尔杜齐(Renato Balduzzi)允许耐力基金会继续“治疗32名终末期病人”,其中许多甚至是儿童。尽管卡塔内奥等人联系到十三名科学家,共同署名发表了一封给巴尔杜齐的公开信,呼吁他尊重科学证据,不要批准可疑疗法,但巴尔杜齐没有改变主意。

2013年5月,在患者压力下,意大利国民健保和议会同意资助耐力基金会390万欧元(约3029万人民币)来研究这个干细胞疗法。万浓尼春风得意,说这场纷争给他带来了9000名新患者。他还呼吁法律进一步放松监管,好让他扩大治疗范围。

万浓尼高兴得太早了。

390万欧元研究基金,没那么好拿。万浓尼此前对于如何制备注射用细胞总是讳莫如深,但在临床试验要求下,他不得不提供自己制备细胞的方案。意大利卫生部任命的科学委员会迅速发现,按照万浓尼的方案,最终出来的细胞不但不能确定种类,而且不清楚有无受病原体污染。委员会还检查了耐力基金会此前冷冻起来的制备细胞,发现全是血细胞,没有一个神经元——这种玩意不可能治疗神经疾病。

2013年8月,时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任命卡塔内奥为终身参议员(senator-for-life),以表彰她在促进科学上的贡献。对卡塔内奥来说,这个任命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她将成为科学界在政界的战斗前锋。她做到了。卡塔内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参议院调查耐力基金会。经过25场听证会,政府收集到了一些关键证据——假如没有政府介入,这些一手资料外人根本无从获得。2013年10月,耐力基金会的临床试验被叫停。2013年12月,意大利卫生部宣布,此前接受耐力基金会方案治疗的32名病人,状况没有改善。

对于耐力基金会的调查又持续了半年。期间意大利卫生部还任命了全新的科学委员会——所有曾公开反对过耐力基金会的科学家都以“带有偏见”的理由被撤换。但新委员会调查后,仍然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万浓尼的“疗法”,根本无效。

第五战:法庭的最终裁决

2014年4月,万浓尼被意大利检方以欺诈公款罪提起公诉。2014年8月,意大利都灵法院判决耐力基金会必须停止一切“治疗”,并收缴了他们的一切设备。2014年5月,欧洲人权法庭裁决,即使是“关怀使用”的疗法,也必须有科学证据支持。

从此以后,绝望的患者,不会再轻易被欺诈,被利用,被盘剥。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

回望这场战争,转折点出现在科学家入场的时刻。他们自带干粮,坚持两年。即使面对来自耐力基金会的诋毁,即使被患者误解成“阻挡救命疗法”的恶人,即使收到辱骂恐吓信,即使自己所在的大学被电邮轰炸、服务器被黑客攻击,即使自己实验室附近有身份不明者徘徊不去……也永不放弃,永不屈服于那种“够了,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的感觉。

两年里,为了答疑解惑,这群科学家们不曾拒绝任何一个关于耐力基金会的讲座邀约——无论邀请方是社团、患者组织、教师学生还是别的什么人。卡塔内奥、比安科、德卢卡这几个领头的科学家,每人都牺牲了60-80周的实验时间——他们虽然在夜里努力加班,也还是失去了许多做研究、发论文的机会。

2014年,卡塔内奥、比安科、德卢卡三人一起荣获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的公共服务奖(Public Service Award)。

实至,名归。

当硝烟散尽,卡塔内奥终于可以回归实验室。她在《自然》上撰文回顾这场战斗——

“科学家最喜欢的事,当然是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有时,他们也必须在别处挺身而出,哪怕这意味着收到恐吓信并错过基金的申请期限。当意大利的健保系统和病人们的利益被过松的临床标准威胁时,有些人就会离开舒适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去为循证科学而战,我们亦是其中一员。”

尾声:捐赠者菲奥里尼的故事

捐赠者弗兰科·菲奥里尼,可能就是被卡塔内奥的这场战斗打动。

菲奥里尼是个内向的人,他没有近亲,朋友很少,身体也不太好,幼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导致部分瘫痪。成年后,他给建筑公司当会计师,49岁时就提早退休。2016年初,他得了严重的感染,在病榻上,他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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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科·菲奥里尼(左)亲笔写下了这三页遗嘱(右)。| nature.com

他于5月9日去世,遗嘱随后公布,非常简短,“我所有财产均留赠埃琳娜·卡塔内奥博士,由她自择善法,用于科学研究”。

这场干细胞疗法之战,受益者包括许多瘫痪病人——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干细胞疗法深怀期待,也因此特别容易轻信上当。身为小儿麻痹症受害者,菲奥里尼也许一直默默关注着相关进展,因此读到了科学家们未曾间断的呐喊。

受菲奥里尼所托执行遗嘱的律师说,菲奥里尼热爱阅读,“他总在读东西,图书或者网页。”是什么让他将所有财产遗赠卡塔内奥?斯人已逝,卡塔内奥永不能听他亲口说出原因——可以猜,但永远无法确定。她的另一件憾事是,不能为此当面向他道谢。

善用善款,也是一种道谢。卡塔内奥计划用这笔钱资助意大利的年轻研究者。这一份善意,起自科学,也将再流向科学。而这一场科学传播之战,终于有了最完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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