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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桥

清晨五点,一辆货车穿过多伦多中区,车上载着燃烧的火,沿着登达斯街,开过了议会街,向北驶去。货车平板上,三个男人凝视着正在消逝的黑暗。在开工前这半个小时里,他们的肌肉呈放松状态——双腿和胳膊好像都已不属于他们,这些部位只不过是紧贴在躯体上或这辆福特货车的后挡板上。

绿色车窗上用黄色颜料写着“自治领桥梁公司”,此刻车上唯一清晰可见的是后斗平板上的那团火,它正在一米见方的金属盘上燃烧,沥青正在大锅上加热。刺鼻的气味弥散在街道上,任何清晨出门上街的人,只要大口呼吸,就都能闻到空气里这股气味。

货车在弯成拱形的树木下稳稳地开着,在一些特定的交叉路口,货车会停下来,让更多的工人跳上车。不一会儿,车上就有了八个人,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滚烫的沥青时不时地溅到谁的脖子或耳朵上。很快,车上有了二十个工人,拥挤却沉默。

地平线上太阳露面。他们能看清自己的手,能看清自己衣服上的纹理,也能看清那些他们早已记下方位的树。在议会街的最上段,货车右转,经过罗斯代尔路堤,朝建了一半的高架桥驶去。

工人们跳下车来。没建好的路面上到处是车辙,车开过时,火和车灯颤晃起来,车上的悬架也忍不住嗡嗡喘息。货车行得太慢,工人们走路的速度都比车快,他们走在清早凛冽的冷空气中,尽管已是夏日。

他们稍后脱掉了外套和毛衣,不到十一点,又会脱掉衬衫,只穿着裤子、靴子,戴着帽子,躬身在沥青流成的黑河上劳作。直到日间此际,所有东西上都仍被一层薄薄的霜覆盖,包括了机械和缆线,水坑上的霜层用脚一踩就碎裂。黑暗急速蒸发后,阳光显现,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呼吸,看到他们呼出的空气有了清晰度。货车终于在高架桥边缘停稳,车灯随之关闭。

那座桥像是在梦中立起来的,它将连接起城市的东部与中心,将承载贯穿河谷的交通运输,以及水源、电力的输送,甚至将运送当时还未发明问世的火车。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秋色褪尽,雪光又现,工人总是在劳作——马、车、人纷纷到来,都加入这场位于河谷尽头的丹弗斯的工程。

在修筑高架桥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角度被拍摄下的延时摄影照片有超过四千张。桥墩穿插过黏土、页岩和流沙,打下了距地面深达十五米的桥基——三万四千立方米的泥土被挖掘出来,网状的脚手架向上延伸。

工人在厚板条构建的迷宫中向金色木头发出的斑驳光芒越爬越深。人,就是锤子、钻头和火焰的延伸。钻头钻出的烟雾在他发间缠绕,他的帽子掉进深谷中,手套被岩灰掩埋。

新工人来了,是“电工”,在五个桥拱上摊开电网,竖起具有异国情调的三盏碗形的路灯。1918年的10月18日,这座桥终于建成,它安闲地躺在半空中。

高架桥!高架桥!它被命名为“爱德华王子桥”,其实就是一座位于布鲁尔街的高架桥。

在政治团体为大桥举办的揭幕仪式上,一个骑着脚踏车的身影逃过了警方设置的路障,他是现场公众里过桥的第一人。不是预期中那些乘坐着观礼车的政府要员,而是这么一个拼命骑着车的无名之卒,抢先在桥上冲向了城市的东部。在照片中,他是一个意味不明的影像。他想拥有这座桥的处子之身,他想占据这个奢侈的大空间。他竟然在桥上绕了两圈,肩上悬着的那串成挂的洋葱迎风招展,他继续骑着。

只可惜他并不是过桥的真正第一人,前一天晚上,工人们就来到了桥上,他们掠过守候在桥上为第二天仪式做准备的官员们,手中举着光芒飘摇不定的一盏盏灯火——原来,是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大桥点燃的蜡烛。他们缓行过桥面,像一袭代表着文明的浪潮,也像一张谷地中的夏虫之网。

那个骑脚踏车的人也和他们一样,把桥视为自己的,他在一团模糊中飞驰而过,既孤独又逾矩,桥的远端为他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桥的东侧是布鲁尔街,西侧是丹弗斯大道。这两条街道在1910年铺平,起先都是运货的车道,是泥土路,现在铺了沥青。砖块被砰砰砰地砌进地里,砖与砖的缝隙中还灌注了细沙,填满的细沙汇成溪流一样的缝线。然后才铺洒沥青,沥青运输工、沥青倾倒工、沥青铺设工全都得跪下,俯身压向木质的圆拱形烙铁,徐徐将沥青向前推进抹平。沥青的气味渗进他们衣服的孔洞里,而卡在指甲缝里的黑色沥青永远都除不掉了。他们倒退着向高架桥爬行时,能明确感受到膝盖骨下的砖头,他们的身体和这条黏稠的黑河几乎呈平行状态,沥青的熏烟让他们的头脑如醉般昏沉。

嘿,卡拉瓦乔!

那个年轻人从跪姿中直起身来,回头望向身后的阳光。他朝工头走去,松开手上抓着的两块木板烙铁,木板就这样吊在他的皮带上,在他走路时不断敲击着他的膝盖。干活的每个工人都将自己必用的营生工具随身携带。一年后,当卡拉瓦乔不再从事这份工作时,他会用一把食鱼餐刀割断皮带,将两个木板烙铁丢向半凝固的沥青。而现在,他只得气冲冲地走回原位,再次屈膝劳作,刚才他和工头又一次起了争执。

一整天,他们都匍匐在沥青上,这是一条从早上就开始铺的十八米长的沥青黑河。河流在日光下熠熠闪烁,缓缓流淌。学童抓起小块的沥青咀嚼,他们先把沥青放在手中冷却,然后塞进嘴里。沥青能让口中的唾沫凝缩,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吐唾沫比赛了。而修路工人们则把豆子罐头重重地往黑河里推搡,用黑河的温度来加热罐头,在午餐的时候吃。

冬天,落雪会让沥青的气味消失,用沥青涂过的木头的气味也一并消失。顿河的水位上涨,但高架桥还没有完工,幸而河水尚未漫过桥,只有河上的冰不断撞击着最近才建好的桥墩。冬日的早上,工人们在一片纯白中浑身紧张地站成扇形,到底哪里是这块土地的尽头?冬季的夜晚里,值晚班是最糟的一件事——有光斑沿着桥的边缘闪晃——是工人们在桥边工作,他们要把钉子穿过冰雪,钉到桥上。修桥工人在一根撑杆上保持着身体平衡,火光就在他们身后摇来晃去,他们要凭着根本看不到的钉子所发出的声音,一次次地对准锤子敲下去。

建造高架桥期间,市公共工程署署长罗兰·哈里斯每天晚上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让人开车送他到桥边,在那里坐上一会儿。午夜时分,河谷上建了一半的桥看起来像是被弃建了——只有提灯勾画出它的轮廓。但是,总有三十到四十个工人在那里值晚班。过了一会儿,哈里斯下车,点上一根雪茄,走到桥上。他爱着这座高架桥,这是他上任市公共工程署署长以来督导的第一个工程,尽管许多前期规划在他接手前就已经完成,但整个建造过程是在他雷厉风行的督导下进行的。哈里斯也构想到,这座桥不仅能够运载汽车,也可以在低层的栈桥上运载火车。另外,它还能够完成从市区东部向市中心的调水工作。水是哈里斯的兴趣所在,他期待巨大的运水管道成为桥体的一部分,从河谷直贯市区。

他越过桥上的路障,向还在忙碌的工人们走去。这些工人没几个会说英语,但他们都知道来者是谁。有时候哈里斯会在庞弗里的陪同下前来,庞弗里是个建筑师,是个从英格兰来的怪人,后来他为哈里斯署长设计建造了这座城市里最雄伟的建筑——东区滤水厂。

对哈里斯而言,夜晚能给他提供更多视角。夜色刈除了细节的框限,让形体更加凝练。哈里斯会带着庞弗里,绕过路障,走上第一期工程中完成的桥身,这一段桥伸向天空,高出平地五十五米。风,像是来自远古的东西,不断往他们身上涌动,所有在桥上工作的工人必须系上安全绳索。哈里斯跟这个一米五高的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想要把所有信息极力塞进英国人脑中。一座真正的城市建立前,一切是要靠想象的,就像散布传言和说大话一样,这全都是一种测绘。

一天,晚上十一点,他们两人驱车来到高架桥,翻过了路障,又一次各自套上了安全绳索,毕竟这样他们才得以站在桥体边缘,观察桥墩和钢拱结构的进度。桥上,工人们在围聚的区域生了一团火,不时往火中扔一块原木和其他物料残余,然后再走回原位,又或顺着桥的边缘爬进夜幕中。

工人们正在为下一座桥墩的木面外包结构劳作,完成后水泥才能被灌进去。他们又锯又锤的时候,风扑打着挂在桥拱座上的火,火光摇摇晃晃。在火的上方,桥面上的工人们正搬运着硕大的英格索兰牌的空气压缩机和缆线。

1917年4月的一个晚上,哈里斯和庞弗里正在桥上,被幽暗的夜风围堵。庞弗里转脸向西,突然间整个人僵直不动。他伸出手触碰了哈里斯的肩膀,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动作。

你看!

走在桥上的是五位修女。

风扫过自治领钢铁公司的铸件,直接向桥身吹袭。五位修女正走过火堆旁边的第一组工人。哈里斯心想:公共汽车一定让她们在弗兰克城堡站下错了站,所以这几位修女此时有些疑惑地在黑暗中往错误的方向走。

她们先经过了停在树下的黑色汽车,兴高采烈地交谈着,继而跨过了路障,走入一个她们完全不知其存在的地界——走上了临时铺在桥墩上的一块毯子,走进晚班工人的群体之中。她们看了看火堆和工人,有几个工人朝她们挥手,示意她们应该原路返回。桥上还有一头骡子被拴在一辆运货车上。机器发出的嘶嘶声和震动让她们脚下的地面微晃起来,空气中还裹挟着一股木馏油的气味,一个工人正在一个装水的桶里洗脸。

修女们朝着桥上一处二十七米码高的地方步行,突然有一阵风把她们分散开来。她们被风卷到水泥搅拌机和蒸汽挖土机上,又被甩向另一边有从桥边被推下去的危险。

几个工人赶紧拽住她们,把她们围在中间,将皮带套在她们肩膀上,以这样的方式拉住她们,可还是有两位修女没有被圈住。哈里斯和庞弗里站在遥远的桥头手足无措地目睹着这一切,风把一位修女卷了起来,朝压缩机抛去。修女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风又把她撂倒了,她被风推着滚过水泥地,就这样被掀到桥边,掉了下去。她顺着第三桥拱座,消失在夜色中,掉进幽深的空气里,那里空无一物,除了日间偶尔掉落的一颗铆钉或一把锤子。

后来,桥上再无任何令人惊惧的事情发生。反正,最糟的、最无法想象的已经发生了——一位修女从尚未建造好的爱德华王子高架桥上跌落。身上沾满刨木屑和花岗岩粉尘的工人们护住了这些女人。桥头上的哈里斯署长凝视着这条发了狂的通道——这座桥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它竟成了杀人凶手。

半空中,中间拱桥上的工人看见一个人影向自己直落下来,就在那一刻,他知道身上的绳索无法承受两个人的重量。他一只手伸出去,要抓那个人影;另一只手握住位于他上方的金属管的边缘,以减轻绳索将突然被施加的拉力。突如其来的负重,让他握着金属管的那条手臂一下子脱臼,他放声嘶吼!因此,桥上任何能听到他叫声的人,都会以为那是坠落者发出的叫声。绳索的锁扣猛然绷紧,把他的胸腔往喉咙硬挤。

他的右臂此时疼得要命,但是他伸出援手的时机毫无偏差,这是习惯带给他的恩赐。顷刻间,他发现自己将那个人影紧紧地拥着。

他的眼中是一只黑羽小鸟,一个女孩惨白的面孔。在高出他们头顶十三米处的一盏灯火所发出的摇曳不定的光线中,他看清了这一切。他们悬挂在缰绳上,在河谷上方打着转。他那只断了的手臂在身体一侧摆荡,他用另一只手臂抱住女子。她整个人都处于受惊状态,两只硕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的脸。

尖叫吧,拜托了,女士。他嗫嚅道。他的确疼得太厉害了。他请她抱住他的肩膀,好让那条好的手臂承受较轻的重量。一阵风拂过,引起他们两人些微摇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瞪着他,瞪着他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尖叫吧,拜托了。但她根本做不到。

晚班时间,让湿水泥顺其滑动的溜槽无人使用,松散地挂在那儿,因此,洞开的管口在距谷底几米处晃悠着。那些溜槽的开口,现在距他差不多有三米。尽管这些溜槽在灯光的照明范围之外,但他不用看也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从溜槽滑下去,两人的重量会让溜槽竖直站立,这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必须荡去更远的地方——到高架桥的下层栈桥上,那里为以后会修建的运水管道预设了一些装置。

我们得荡一下。她现在把手绕在他的肩膀上,风持续地攻击着他们。两个陌生人彼此紧抱,开始大幅度地摆荡,再试一次,荡过张着口引诱他们的溜槽,几乎径直地荡到木椽所在的低层。他让自己没受伤的手臂空了出来,现在,救她已然是她自己的责任了。

她仍惊魂未定,他们荡到低层的时候,她的脸亮极了,像是一个正发着烧的女人的脸。她的形貌实在叫人不忍直视,面纱松脱了,剪得很短的头发被谷地的风吹散开来。一落脚于低层桥面上的窄道上,他便向后倾倒,差点儿倒向空中,这一次竟是她救了他。他耗尽了气力,她搂住他,扶着他一起走,像对待情人一般,沿着低矮的挡墙朝西端的桥头走去。

在他们头顶之上的人,围聚在那个火堆旁边激动地说话。修女们依然被工人们用皮带环抱着,她们不敢望向那个女人跌落的石边,毕竟她差点儿从那里坠入漆黑深渊。那个女人的鼻尖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她总是从窗上或椅子上跌下来。她一直不怎么走运。

特梅尔科夫和修女从桥上走回踏实的土地,他们从署长的车旁边走过时,署长的专属司机正在车内睡觉。他们还没到议会街之前,向南抄近路穿越了公墓。他似乎就要昏倒了,她扶抱着他到一座墓碑前,让他倚着。她强迫他这么做,死死地拉直他的手臂,他的拳头都攥起来了。她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他手臂下面,像一个马镫一样,托着他的手往上顶,所以他又一次疼得喊出来。她使出所有力气用整个身体去推他,哼唧着好像想要先举起他,再抱住他,然后紧抓不放。她看到他的脸颊滚落的汗滴。给我一杯酒,快给我……她摘下了自己的面纱,用胳膊死死地箍住他身体的一侧。议会街和登达斯街……还有几个街区就到了。她就这样陪伴着他去了议会街,她也不知道自己正去向哪里。在东区大道,她敲了敲他指向的那扇门。她就这样接受了他所有的指令——尖叫,荡一下,敲门,带我去。有一个男人来开了门,把他们领进欧利达湖饭店。谢谢你,科斯塔,你回去接着睡吧,我会锁门的。开门来接他们的那个男人显然是个朋友,他返回自己原本所在的楼上了。

她站在饭店中央的一片黑暗中,椅子和桌子都被推到房间边上。特梅尔科夫从柜台底下掏出一瓶白兰地,还用同一只手的手指夹起两只小酒杯。他带她来到一张小桌子上,然后他走了回去,在镀锌的柜台后按下一个开关,点亮了她桌边的灯。墙上挂着饰章。

她仍旧不发一语。他想起来,她即使在陷落时也没有叫,叫的反而是他。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在桥上出了名,他被视为一个有胆量去冒险犯难的人。因此所有困难的工作都指派给了他,他竟然也接受。他毫无惧色地下降到半空中。他是个独行侠。他聚拢了绳子,轻轻擦碰腰间的索具和滑轮,然后向桥下纵身一跃,就像潜水者从船帮上轻身入海一般。绳索从他身上呼啸而过,在他戴着半截手套的双手操控中,减慢了下滑的快感。他站在地上时粗壮敦实,下滑时却凌厉而优美。他利用风,把自己推到桥拱座的不同角落,好去检查铆钉的牢固程度、阀门的偏转,以及承重板和垫石下水泥的干燥情况。他站在半空中,将顶销砰砰砰地敲入上方的绳纽,然后把下方绳纽的伸缩接头导正位置。即使在档案照片库中,也难以找到他。你一次又一次地浏览眼前的远景,你的眼睛必须沿着天空这一大块墙壁,搜寻到对面河谷上,在好像烧焦的纸上有一颗小斑点,那便是他,他是一个惊叹号,悬在桥与河之间。他在新月形钢拱结构上的三叶片合页上飘浮。就是这些合页把桥接合起来。这是立体主义的一瞬。

他做日常杂事的时候最开心——将工具从桥墩摆荡到栈架上,又或者像在河里游泳似的,在空中推着木材。他像个纺纱工,串联起每个人。他和他们在贴着墙劳作时碰面——工人们被风抵在他们正铆着钉子的金属上,或正锤打钉子的木板上,但他没有那些工人的恐惧感。他总是带着自己的索具,躬身背着自己的绳子,身后拖着亮闪闪的岩钉。他会坐在桥上一团卷在一起的绳子上吃午餐,如果他放工放得早,他会骑着脚踏车顺着议会街到欧利达湖饭店,静坐于一室的幽暗中,似乎他受够了光线,受够了空间。

他工作能力超群,又相当节省工时,每小时能赚一美元,而其他修桥工人只能赚四十美分。但人们都不妒忌他,也不敢想象能应付他一半的工作。他做晚班的工作,时薪是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举着火向上荡,荡到栈架的木椽上,再像一颗死去的星星般自由降落。他不需要看清周遭,他早已测绘了所有空间,知道桥墩基柱的尺寸,知道人形横道的宽度——他用自己通过某段距离的秒速来测量——高架桥中央跨径八十六米,侧桥跨径七十三米,桥端跨径长度为四十八米。他滑到低层栈桥的开口,再用索具把自己升到桥面的位置。他清楚自己距离河面的精确高度,清楚自己的绳子有多长,清楚自由降落到滑轮处所需的秒数。是白天还是黑夜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蒙住双眼也能做到这一切。黑色的空间就是时间。荡了三秒钟后,他提起双脚,将身体稳放到临近桥墩的水泥台边缘。他能明辨自己在空中的方位,仿若水星,轻掠而过。

欧利达湖饭店里的门廊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有一只南河鹦鹉。它好奇心太重,对夜间发生的事情太感兴趣,不让人把笼子用毯子蒙上。它看着那个在黢黑房间中一动不动站着的女人。那个男人从柜台后面点开一盏灯。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倒完酒后,来到这只鸟跟前看了一会儿:“哦,艾丽西亚,我的心肝宝贝,你好啊。”还没等鸟儿回答,他就走开了,左手手指有技巧地捏着两个杯子,胳膊下夹着酒瓶。

偌大的空旷房间里,他嘟哝着,好像在跟鸟儿继续刚才的谈话。从正午到下午两点,这个房间人头攒动,大家都在进餐或饮酒。店主科斯塔和侍者为主顾们上演着嘈杂的闹剧——老板大声羞辱着侍者,在人群之间追逐着侍者。尼古拉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店里时的情景,眼前全是男人们深色的大衣,耳畔是关于欧洲的激烈争论。

他倒了一杯白兰地,把酒推到她面前。“你不必勉强自己喝,但你想喝的话请随意,或者你可以把这当成我的一番好意。”他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给自己续杯。

“谢谢你。”他说。他好奇地触摸自己的手臂,好像那是陌生人的手臂。

她摇头,借此向他表明,他这么做不对,他的手臂还需要被好好照顾。

“是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只想坐在这里。”他们两人之间是一阵阒然沉默,“现在我只想喝喝酒,安静地说说话……这里总是黑夜,人们从阳光底下走进这里,所以必须在黑暗中缓慢地行动。”

他又喝了一口酒。“喝酒只是为了止痛。”她微笑着。“现在得来点儿音乐。”他一边说话一边站起身来,离开桌子,在柜台后面,打开无线电收音机。他一直调拨着调节器转扭,直到调到音乐台。他面对着她,再次坐下。“虽然很疼,但我感觉不错。”他倚着椅背,举起酒杯。“感觉自己活着。”她也举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你的疤是怎么来的?”他用拇指指着她的鼻翼,她不禁往后靠了靠。

“别害羞……说吧,你必须说一说。”他想让她吐露心声,即使是满怀愠怒地吐露,但他并不想惹她生气。他只是在欧利达湖饭店里感受到如此轻松,感受到椅子支杆对背部的支撑。他只不过想让她更加靠近,夜已包围他们,在这夜里,他觉得自己能保护她,用一种风度带她从震惊中走出来。

“我有差不多二十个疤痕,”他说,“疤痕遍布全身。一个在我耳朵上。”他转过头去,俯身向前,好让墙上的灯光照射到自己头部一侧,“看到了吗?还有一个在我下巴的下面,这个伤让我的下巴断裂。是一条正卷着的电线造成的,差点儿害死我,但幸好只弄断了我的下巴。还有很多伤疤,我的膝盖这里……”他继续说着。比如热沥青浇到背上、钉子插进小腿肚。喝完一杯,他又给她倒了一杯,电台里有个女人在唱歌。她透过特梅尔科夫的独白,听着歌词。他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又跟着歌曲哼唱,还不时细腻地端详着她那张明亮的脸,而她,真的像一个发着烧的女人。

这是她第一次置身于一个马其顿特色的酒吧,或者说第一次置身于任何一个酒吧,而且和一个喝酒的男人在一起。漆面的桌子发出一种微弱的光,桌上白天盖着的红色格子桌布被叠起来,摞在一起。壁橱和服务柜台上罩着一个遮篷。她意识到房间里的黑暗代表着一种马其顿式的夜晚,顾客们坐在屋外的桌子上。光只能来自酒吧、星斗和用橘色、红色电线装点而成的钟。所以,无论顾客什么时候走进室内,他们都像走进了一座古旧的巴尔干庭院。一把小提琴。几丛橄榄树。永不终结的夜晚。此刻,她看懂了藤架似的壁纸。此刻,鹦鹉有了语言。

他的独白继续,还混入了电台歌曲的词段,他就是这样学习词汇和发音的。他谈的都是他自己。他显然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已经分裂成两种语言。女人听着他说的所有事情,也试图全部记住。他能看见她的眼睛活了起来,她在认识这个房间,他还注意到她的手指几乎在跟着收音机音乐打拍子。

那双蓝色的眼睛一直着落在他身上,随他移动,他把头靠在了墙上。他喝了一口酒,吐息深入杯底,酒气袭上他的眼睛,那强烈的刺痛让他保持清醒。于是,他向她回望。她多大年纪?她的棕发这么短,这么稚气地暴露着。他想用手在她发间撩过。

“我喜欢你的头发,”他说,“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喝下这杯酒。”

她恳切地俯身向前,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探寻。原本哽在她喉间的话,马上就要吐露出来了。她想知道他的名字,他忘了告诉她名字。“我喜欢你的头发。”他的肩膀倚在墙上,努力想要抬头看她。然后,他的眼睛竟然闭上了。他睡得真沉,看样子可以一连睡上几个小时。她大可像扭转一只木偶一样摆弄他,他照样不会醒来。

她感到自己像是这栋建筑物里唯一活着的人,而且是在如此拘谨的夜里。她的舌尖上弥留着刚才饮品的一丝可怕味道,所以她走去镀锌柜台的后面,打开水龙头,用水漱口。她稍微转了一下收音机的调节器转扭,又稳稳地转回原来的电台。她在找刚才他跟着哼唱的那首歌,歌者的声音莫名浑厚却让人失神恍惚。她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一个裸露出全部发丝的女人,违逆教规而被镜子抓了个现行。她做了他刚才想做的事情。她极快地用手捋了捋头发,然后转身背对镜中的自己。

她探出身体,把脸搁在冰冷的镀锌柜台上,那种冰冷比午夜的寒气还要强烈。冰冷漫上她的脸颊、她的眼皮。她在柜台上来回滚动自己的头颅,让自己的额头降温。这镀锌的柜台就是另一个国度的边界。她把耳朵贴在它的灰色海洋上,它残存着白日里酒杯的记忆。洒出来的酒和抹桌布。忏悔式的倾吐。一切放空了。

她将桌子上的男人的睡姿调整到舒服状态,这样他就不会倒在自己的手臂上。“你叫什么名字呢?”她低声道。她弯下腰,吻了他,然后开始在房间里信步游荡。这座果园里,陌生人像飞蛾一样亲吻,她如是想着。

在某些特定的天气中,当雾气充溢于山谷时,工人们会互相靠近。他们一同到达工作地点,走上一条逐渐消失于白色中的小路。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国度?他们三人或四人结伴而行。他们中有很多人已在修桥过程中死去。不过,尤其是在这样的早上,人心中生出一种史前的亘古的恐惧,一只巨鸟把其中一个人擒到了天上……

尼古拉斯摘下帽子,套上系带,把自己从高架桥上降下去,在雾中下降了十米。他悬在桥脊处,除了自己的双手和滑轮之下长约一米的绳子,眼前再看不见任何东西。早上六点,他已经从桥上那个工人群体之中消失,尽管那群工人也是这个童话的一部分。

他与格子式的悬吊结构呈平行状态。现在,他在钢铁和木头笼子的中央,像潜水者进入一艘沉船中一般,这艘沉船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倾覆,陷入海底更深的断层中。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在起重机升降钢材时执行自己的工作——将钢材拼装起来,输送到下一座桥墩。他在雾中指引钢材的去向。他是起重机二十米长吊臂所吊着的钢筋铁骨末端的一小块碎片。钢材和尼古拉斯一起被升到一根临时的轨道上,然后再由被称为“旅车”的移动式起重机接手运载。在高架桥西段,一辆“旅车”被用来竖起整个五十米长的梁体。“旅车”是装有格栅式吊臂的两台双子型起重机,可以将十二吨重物从高架桥最新完工部分的最顶端吊到任何位置,就像吊一根胡萝卜。

尼古拉斯没有与“旅车”固定在一起,他的绳索和滑轮仅与桥梁完工部分的固定钢架相连。“旅车”在此前曾倒塌并掉到谷地里两次。他从不把自己和正下落的结构勾连。他最多就是在“旅车”旁边悬吊着,就在一片令人盲目的空白之中,他在雾里不断下滑,直到他能把新的钢筋导引向桥头。他用螺栓固定好钢筋,不得不自由下落一段距离,以便在为巨型扳手最后拧一把时贡献自己全身的重量。他留出来到滑轮处三米的绳长,固定好扳手,然后落到半米长的把手处,随把手一起降落,将螺栓拧到能发出刺耳声音的松紧度,又接着下落,当抵达绳子末端时,再拧上一次。他用滑轮把自己吊上去,将所有工序重复一遍。十分钟后,他感到全身的骨头好像碎裂了——暂留之处的空气感觉硬得像混凝土,脊柱上被系带紧拽的部位也疼痛起来。

他从底层随着“旅车”一起上升,雾中,在他紧抓着的木料建材的撞击声中,他大声对在他上方的起重机驾驶员喊着数字,格栅的辗轧和弯曲时发出的噪声淹没了他仅用的一种语言——一、二、三、四。一辆“旅车”崩塌的那天夜里,他在做着相同的工作——“旅车”整个结构完全解体——“旅车”吊臂的绳子撕裂成碎段,在他周围四散开来。他松开手中的绳子,向黑暗坠去,但他避开了那十五吨重的正陷落着的木料。木料最终与高架桥下层轰然相撞,翻来覆去地跌进了河谷。“旅车”在半空中边疯狂滚落边怒吼轰鸣,像一辆装满了金属的有轨电车。在几乎要滑到绳子尽头时,他知道自己躲过了木料,但并未摆脱像胳膊一样粗的不断从卷绕中甩着展开的电线,几团电线在空中向各个方向蛇行。在绳索反弹的时候,他缩成一个球,躲避电线。电线在耗尽了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后,不断横向鞭转,鞭转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他的前辈就是在几乎相同的一次事故中死亡,身体被一分为二,上半截身体在事故发生一小时后才发现,仍然被套在绳索上。

到了早上八点钟,雾气在阳光下蒸发殆尽,工人们已经在工地上劳作了两个多小时。尼古拉斯闻到一股沥青的气味,工人在他周遭倾倒沥青,然后把沥青压平。尼古拉斯还吊在那里,等待宣布“旅车”下一段行程的哨声。他身下便是顿河,主干线,加拿大国家铁路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轨道,罗斯代尔谷地公路。他能看到房屋和棚舍,能看到桥拱座上美如教会大帐篷一般的木制护板。风吹干了他的汗。他对自己说着英语。

她从欧利达湖饭店跨出第一步,踏上蓝色的走廊——那是一条由灯光染成蓝色的狭窄小巷,能直通大街。就在她走上街头的那一刻之前,就在她融入六点钟的晨光之前,她变成了顺其自然地将要变成的那个人。名叫艾丽西亚的鹦鹉目送着她离开,然后把注意力投向仍睡在椅子里的那个男人。他一只手臂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上,像是在等着接受捐献。他的头靠着墙,旁边有一枚饰章。他被笼罩在黑暗里,摊开的手上长着茧,手掌很粗厚。五年前的过往里,或十年后的未来中,女人也许会从他的头发中闻出面粉的味道,因为他曾睡在面团旁,他的身体在面团边上蜷卧着,体温让面团的气味晕开。但现在,他手掌的硬度成为他留给她的一个印象,她记得他双手相碰时,发出木头碰玻璃的声音。

哈里斯署长从未和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说过话,却常常看他挂上钩子,走过高架桥边缘,听取工程师泰勒的各种指示。尼古拉斯看上去心不在焉,但哈里斯知道他其实听得很认真。尼古拉斯从不捕捉任何人的眼神,好像他必须纯粹用听觉接收指令,而不能看到文字上附带着一张脸。

他的眼睛也会被物件所吸引。木头,一道栏杆,一个绳夹。尽管吃三明治时,眼睛根本不扫三明治一眼,他却会观察一个工人如何把滑轮安装到能升高的栏杆上,或研究建筑师脚上皮鞋所使用的昂贵皮料。他从一个带软木塞的绿色水瓶中喝着水,眼神竟集中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他对自己极端的举动毫无意识,他没有对自我的省思。所以在哈里斯和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男孩,比如说,是一个痴迷于玩具车的孩子,这是他们所有人许多年前都经历过的阶段。

尼古拉斯大步走过护墙,斜视着绳子绕成的圈,然后毫不停顿地跳进澄澈的空气中。此刻,除了嘶嘶作响的绳子急速下滑,尼古拉斯什么也看不见了。尼古拉斯在降落了六米后,暂停下来,他听到自己的心咯噔跳了一下。有时,在工作台上,工人们会听见他悠悠地唱起各种歌来。他把音节打散,绕着这些音节来来回回,仿佛把从句像铺索具一样平铺在路面上,检查它们的品质,他一下拾起一个自己满意的,一下又捡起另一个来替代。就像他看东西时一样,因为不怎么聆听他身旁的大多数对话,所以他以为别人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对尼古拉斯来说,语言要比他在空中做的那些事困难得多。但他喜欢自己新的语言,尤其是新语言制造的可怕障碍。“她爱我吗?——绝对的!我爱她吗?——肯定的。”尼古拉斯对着自己在空中向“旅车”运送的十八米长的管子,把心中的话全部唱出来了。他也知道哈里斯是谁,从他由一侧人行横道走到另一侧人行横道总长二十米所要花的时间,认识了这个人;从他身上穿的那件比五个修桥工人周薪加在一起还要昂贵的豪华粗花呢大衣,认识了这个人。

为北美移民照亮前程的事件,是有声电影的诞生。默片带来的仅仅是娱乐——一块馅儿饼甩到了脸上,一个纨绔子弟被一头熊从百货公司里拽了出来——决定所有人生遭遇的是命运和时机,而不是语言和争辩。一个流浪汉从不改变对警察的观点,警棍挥舞着,流浪汉仓皇逃窜时跳进街角一扇窗里,侵扰了肥胖女士的沐浴。这些喜剧片简直是噩梦。卓别林蒙着眼睛,穿着旱冰鞋走在没有阳台的夹楼边缘上时,观众们释放出惊惧的笑声。但没有人惊声向他发出警告。反正他既不能说也听不到。北美那时仍没有语言,能通用的只有手势、劳作和血统。

不过,引导尼古拉斯来到这里的,却正是语言的魅力,1914年,没有护照的他来到了加拿大,那是一趟很惊人却很沉默的旅程。他吊在桥下,对自己讲述着那一段冒险,就像那些回到马其顿乡村里对他讲述上美洲传奇的人一样,那批最早的旅人,是探索西方的领头羊。

丹尼尔·斯托扬诺夫蛊惑了村里所有人。北美是那么富有而危险。你去时是个旅居者,返乡时腰缠万贯——丹尼尔在肉厂工作时因一场事故失去了一只手臂,他用赔偿金买了一座农场。多值得大笑啊!他用剩下的那只手重重地敲着桌子,因为他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说北美的人全都是傻子、胆小鬼!就好像他那只手臂是头明明能产奶却假装不能产奶的奶牛,他就用那只手臂骗过了那些加拿大人似的。

合约如此简化,这是令尼古拉斯讶异的。但是他似乎看到了屠宰间地板上斯托扬诺夫发青的身躯——站在五厘米深的牛血里,像头牛一样惨烈地嚎叫,他失去了手臂,失去了平衡。他回到奥斯其玛村时,一只衣袖像领巾一样随风飘摇,身上却带着买地的现金。他娶了一个双臂齐全的妻子,在村里定居了。

足足有十年的时间,斯托扬诺夫让村中每个人都对他离谱儿的故事生厌,他巴不得孩子们都赶快长大,大到能够使用语言表达的年纪,这样,他就可以用他上美洲的旅居故事,让孩子们战栗。丹尼尔对孩子们说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那场事故中失去了两只手臂,但他碰巧和一个失业的裁缝同住一室,真是幸运,那个早上,斯克奥弗屠宰间里,裁缝也在场。狄多拉,就是那个裁缝,从一只路过的猫肚子里抽出了肠子,把丹尼尔的右臂给缝回去了,转身去缝另一只手臂时,一条专门吃剩饭剩菜的狗将那只手臂给叼走了,是总在门口闲晃的一群狗中的一条。每次你割肉或切肉片时抬起头,都能看见它们;每次你干完一天的活儿,穿着被血浸透了的连体工作服和靴子放工时,它们都会跟住你,对着你的袖口又是舔又是咬。

斯托扬诺夫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村落里某个特定年龄段的所有孩子听,他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快看看,他会边脱下外衣边说着,这又一次让彼得罗夫露天酒吧的顾客们不耐烦起来,快看看狄多拉的手艺多厉害,根本看不出缝线痕迹!他用想象力,在自己完好无缺的肩膀上画了一个不存在的圈,孩子们都凑上前去观看,然后再换去看看他另一只肩膀,看见了另类的画面,是那截诡异的残肢。

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尼古拉斯二十五岁。当他的村庄被战火夷为平地后,他和三个朋友骑马离开了。他们带着食物和一袋衣服,骑了一整天和一整夜后,又用了一天才抵达特里卡拉[2]。他们跳上一列开往雅典的火车。尼古拉斯发起烧来,神志不清,在浓烟弥漫的车厢里,他需要空气,所以想爬到车顶上去。在希腊,他们每人拿出一枚拿破仑金币,贿赂了一艘船的船长,船长让他们上船,带他们去的里雅斯特[3]。就在那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发烧了。他们睡在一间废弃工厂的地下室内,什么事情也不做,就尽力保暖。在他们试图进入瑞士之前,他们绝不能有一丝生病的迹象。他们在那个地下室里待了六天或七天,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他们其中一个人差点儿因高烧而死。他们紧拥着彼此入睡,只为了取暖。他们还谈论了丹尼尔·斯托扬诺夫口中的美洲。

火车上,瑞士医生检查了每个人的眼睛,让这四个伙伴继续旅程,穿越边界。他们到了法国。在勒阿弗尔[4],他们说服了一位船长,船长的旧船专门运载动物。他们四人搭上了这艘船,船开往新不伦瑞克省[5]。

尼古拉斯有两个朋友在旅途中丧命。一个意大利人向他展示如何喝畜栏里的血,以保身体强健。他们搭的是一艘叫作西西里亚纳的船。他仍记得船的名字,仍记得在圣约翰[6]下船,仍记得每个人都在想象圣约翰看起来将是多么落后,加拿大将是多么落后。他们得步行八百米到接受检查的地方。他们从两个死去的朋友的袋子各取所需后,就向加拿大走去。

载他们的那艘船太脏了,他们浑身都是虱子。下等客舱的旅客在靠近厕所的室外水龙头边上放下了行囊。他们脱光衣服,面对同伴站着,好像在照镜子。一堆人开始捉彼此身上的虱子,然后再用冷水和一块布从上身洗到下身,洗净了身上的脏污。那是十一月末,他们穿上衣服后,走进海关的简易小屋。

尼古拉斯没有护照,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有十枚拿破仑金币,他把金币拿给他们看,以显示他不需要依赖别人。他们让他通过了。他在上美洲了。

他搭火车去往多伦多,多伦多有许多和他同村的人;这样他就不必和陌生人相处。但是那儿没有工作可做,所以他又搭火车北上,去到科珀克利夫,临近萨德伯里,在一家马其顿烘焙坊里工作。他每个月能赚七块钱,烘焙坊还包食宿。六个月后,他去了苏圣玛丽。他还是几乎不会说英语,但决定去学校学英语,晚上在另一家马其顿烘焙坊上晚班。如果他不学习那种语言,他仍将不知所措。

学校是免费的。班上都是十岁的孩子们,只有他二十六岁。他曾经凌晨两点起床,揉面团、烤面包,做到八点半。九点去上学。教师们都是年轻女士,而且人很好。在苏圣玛丽期间,他做起了像被翻译过的梦——因为他快速和痴迷地学习着英语。梦里,树木不仅改了名字,还改了外在和特性。男人们用假声答话。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的狗,也对他快速说着话。

当他回到多伦多时,他所需要的仅仅是为这门语言赋予一种声音。大多数移民学习英语靠的是灌录成唱片的歌曲,或者,在有声电影时代降临前,通过对舞台剧演员的模仿来自学。一般的习惯是,挑选一位演员,追随他的整个戏剧生涯,当他扮演小角色时,为他生气,尽可能频繁地观赏他每一场演出——有时候他演一出戏,得看上十遍。通常,在福克斯剧院或帕罗特剧院上演的一场东区戏剧制作,一整轮剧目演至终场前,演员的台词会有日渐增多的回响,马其顿人、芬兰人、希腊人,都会在演员说完台词半秒后,重复那些对白,借此校正自己的发音。

这触怒了很多演员,尤其是说一句如“谁把炉子放在起居室里了,克莉丝汀”的台词——这句台词曾经让全场掌声雷动,但现在被至少七十个人同时说出来时,已然令舞台剧失去了即兴效果。当日场戏剧偶像韦恩·博内特在一场演出中猝死时,一个西西里屠夫上场替他接着演完。他早将这位演员的每句台词和每个调度都铭记于心,所以也不必退钱给买票观众了。

某些演员较受欢迎,因为他们语速慢。懒洋洋的民谣和一种主段歌词第一句重复三遍的布鲁斯曲风歌曲,极有听众群体。旅居者们从自己的腔调中走出来,融入美洲当地人的口音里。而尼古拉斯不幸地错选了费兹·沃勒为模仿对象,因此他通常在不需要被注意的音节和随性语词上过分强调,让他听起来显得高度紧张,或有危险的反社会倾向或太过痴情。

但当他在高架桥上工作的时候,他被视为一个遁世者。他通常会用他的新语言开始说几句话,喃喃低语,然后走开。他变得像是一间充满秘密和记忆的暗室。隐私是他仅有的负荷。他的同伴都未曾真正了解他。他这个人,在群体中格格不入,他离开前会留下一些关于自己的奇怪线索,就像雪后的修车厂屋顶上留有一条狗的行迹。

哈!一位医生正在治疗他的手臂,就是这个让他醒了过来,将他从睡梦中带离。哈!原来他睡了六个小时。科斯塔在那里。尼古拉斯看见面纱和衬衫都被医生划开了。他们说,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反正他让自己的手臂复归原位了。

他猛地把手伸向面纱,紧紧地盯看。

她待到清晨,直到科斯塔走下楼。她对科斯塔说了尼古拉斯手臂的事,请科斯塔找个医生来,还说自己得走了。她说话了?是的,是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是怎样的?哈?科斯塔能了解她些什么?科斯塔提到了她的黑裙子。离开之前,尼古拉斯环视了酒吧,发现了她从黑色长袍上剪下来的布条,她把长袍改成了一条能穿上街的裙子。

桥上事故发生后那个早晨,他离开欧利达湖饭店,走入清新的空气中。他看到的城市景观似乎变了样,变得不再熟悉,变得不再引人注目。此刻,尼古拉斯走在街上,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将议会街看在眼底——那个女人在他沉睡时翻看过他皮带上的腰包,找到他剪铁丝的宽剪,用这把剪刀剪掉了长袍的下摆。那天早上他走出欧利达湖饭店,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她营造的天气中。他知道自己将会找到她。

有一些冗长的求爱过程,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发生、进行。对尼古拉斯来说,或许是在他从某座塔或某座桥上跌落进沉睡状态中时,他关于她头发的评论,或她近乎沉默的提问,引发了这段恋情。处于沉睡边缘,总让尼古拉斯惧怕,所以他会喝酒,让自己的感官钝化,来消解那几秒钟里完全不能使用手臂的纯粹忧虑;所以他会躺在那里,很清楚自己将体验入睡前那半秒钟的陷落,对陷落的恐慌,比他在高架桥上或他为自治领桥梁公司执行任何工作时的感受都要更加强烈。

他后来记起,在下坠的时候,他感到一个女人的手臂向他伸来,女人对他的名字很好奇。

他现在有了对她的意识,那个孪生儿。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不是拯救了她生命的那个举动,而是后来的那些片刻。是从收音机里再也听不着的那首歌。是他漫不经心又轻松自在地对一位修女说出称赞她美貌的话。然后,他把头往后靠着,双眼一闭就闭了太久的时间,久到他都睡着了。

一个星期后,他又登上了载着沥青和火种的平板卡车,和其他男人一样跳上车,返回桥上工作。他的手臂痊愈了,他从D号桥墩荡到C号桥墩,不再理会传到他耳朵里的那个失踪了的修女的故事。他仰卧在拴绳的末端,朝桥的几根支柱看去,身体慢慢平转着。他比任何工程师都更加了解河谷的全景。他像只鸟一样。比这座桥的建筑师艾德蒙·伯克,或哈里斯,或1912年便在灌木丛中没有理智地进行工作的勘测员,都更加了解。这幅全景随他一起旋转,他吊挂在这悠长又沉寂的求爱中,不在此处的她,总让他一直四处张望。

一年之后,他会用自己积攒的钱开一间烘焙坊。他松开了滑轮上的挂钩,从桥上自由地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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