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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时来运转

人生大多时光趋于平淡。然而,平淡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降临,无论福祸,它都将构筑生命的跌宕与传奇。30年后,当陈世民谈起当初去香港工作这件事,依然感叹不已:“没有想到呵,馅饼竟然会掉到我的头上。”

他说这话时,面部漾荡着厚实而光亮的笑意,眼睛眯得很小,却有着更多的深邃与沧桑。

书写中国当代建筑史,是绕不开华森建筑设计顾问公司的。这不仅是内地最早在香港成立的一家建筑设计顾问公司,引领了中国建筑设计改革的潮头,而且,这个公司从落脚香港那天起,便有其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激扬或豪迈,或离奇或荒诞或滑稽,但都绕不开陈世民。

一、初到香港:大步跨进“资本主义”天地

1980年12月18日,45岁的陈世民在到达香港的当天晚上,便记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告别家人,从北京前往广州,又乘车跨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境内。”

由深圳至香港,不过一袋烟的工夫。走过罗湖桥,就进入香港之境。现在的陈世民在深港两地往返,如履平地,就像坐地铁从罗湖区进入福田区似的。他去香港办事,拎着包就走。过关时,一刷卡就过,方便得很。有时直接乘坐那种挂着双牌照的小车,经皇岗口岸海关时,就跟高速公路过收费口似的,一脚油门,直抵开会的地方。开完会吃完午饭,撂下筷子就可以打道回府。他说去香港开会或者购物,一天两个来回都可以。这就是效率和效益的改善,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现代化不只是盖高楼大厦,现代化还是一个社会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可以在深圳海关找到聚焦点。

然而,在1980年要进入香港,那可是如跨天堑。

罗湖口岸非常简陋,树木稀少,枝叶稀疏甚或光秃,且无精打采。一个倾斜的棚子如同蔬菜大棚,这就是海关检查站?周边能看到渔民村的板房,单薄地架在水面上,支撑的木柱杂乱而纤细,像肺痨患者的细腿,笔直排列在水中,形销骨蚀。而罗湖的村宅,棚户密集无序,黑瓦白墙,如一堆无法洗净的蘑菇。那时的人们是背着袋子,挑着挑子,像逃难似的拥聚到海关。在露天排队,躲不了太阳,也避不了雨,就那么干挺着。有根红绳子在乱糟糟的人流间拦挡,人流便打着圈儿排队往前挪步。工作人员脸上挂着“阶级斗争”表情,接过护照,像审视坏人一样盯视你一眼——那时是用护照,后来才改为通行证。办过关手续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在人堆里沤着,大热的天,浑身黏汗,好不容易办完手续时,有种遭关押后的解脱之感。

终于,一大步跨进“资本主义”天地了!

他们一行四个人都是头一次从这里过关,先跨过罗湖桥,随着潮涌般的人流,便到了香港那边的过境处,他当时没有留意罗湖桥,直到再次从香港过深圳这边时,他才看清了这个承接两地的枢纽。走出香港的关口,才上了火车。车门底部跟地面是平的,不需要抬腿就能上去,这跟我们国内当时上火车要死拽住铁杠爬上陡立的车门,完全不同。车一开动,陈世民就觉得随着节奏的加快,有种莫名的压力迅速迫近。他留意着车窗外的建筑,有动感,有起伏,错落如画。他在新奇的感觉中夹杂着莫名的亢奋。

“在那摇晃的车厢里我想:从闭关的社会主义首都来到开放的资本主义国际商埠,从低消费的环境跨进高消费场所,生活不适应倒还容易克服,总比下放劳动好得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要立即接轨西方竞争世界,还要立足生存不能退却,并求发展,不免让人担心。”陈世民在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车停下时,他头一次看到香港境内的警察。黑衣黑帽,带着电影中的失真感觉从面前“咔咔”走过。那么多密不透风的高楼,那么多的人流,那么多的车,那么缤纷的广告牌匾。他眼花缭乱,不知该注意脚下还是仰望高处。到处都是五彩缤纷,花花绿绿,阳光下的玻璃幕墙像巨型宝石,散光的面积更大更炽热。无数光斑,于破碎中绽放璀璨。

像陈世民这样出身乡下,共和国培养的、一心一意跟党走的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突然置身于一个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很难适应的,他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摸着石头”已太慢,他必须快速适应。

没有隆重的接风场面,也没有任何仪式,他们见到了黄汉卿,人家客气地请吃了一顿饭。晚上,夜生活的香港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而他们这四条汉子却不知去哪里落脚。天气之闷热令人无法想象,好像到处都涂有黏合剂,连风都是黏的。他们只能先挤到中国海外建筑工程公司的职工宿舍,凑合一下。

内地第一家境外建筑设计公司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很简陋的普通民宅,三房两厅,很小的屋,很小的厅。双层床把房间塞得满满,透不过气来。很多人是从工地回来的,带着工地的疲惫也带着工地的汗臭。

在这里睡觉是不大容易睡着的。折腾了一个晚上,他们急着出去找房子租住。黄汉卿带他们去铜锣湾一带寻找。看了一处价格相对便宜的房子,但进去细查,因没有窗户,屋里昏暗,本来天气就闷热,怎么能住呢?!他们晃来晃去,最后找到半山的列提顿道。

在香港,凡是在隆起的高处,都有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之感,这样的地方都是有钱人的首选,而半山显然是富人居住区。从车水马龙喧嚣不已的窄街望出去,半山的楼房就像画一样飘在白云间,还有蓝天映衬,怎么看都有种超迈感。在香港,半山与平地,恰好是解读这座城市的钥匙。

上到半山处的感觉真好,往下面的市区望开去,一切杂乱与烦恼都被踩在脚下。与山体如此接近,被绿色如此围拢,瞬间人就会神清气爽。在富人区要想租到合适的房子,并不容易。房价高的租不起,只有找最便宜的。还算运气不错,他们找到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在地面上看却只有一层,其他几层隐在地平线以下。坐电梯不是往上升而是往下降。

他们下到了最底一层,单元门打开,呈三房一厅,还配有一个工人房,比较阴凉,有股潮湿味儿。他们四人等于一人一个单间。陈世民最年轻,他就住进了最小的工人房。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关上门,那天他特别高兴。

住在半山,很有面子。而他们享受的却是贫困者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顿饭,吃得他永生难忘。他们当中有一位曾来过香港见过世面的人,自称什么都熟悉什么都明白,便带着他们几位“表叔”去超市买吃的(表叔是当时香港人送给内地刚过来的土老帽的谑称)。在他的指点下,这伙人来到一家超市。他特别强调要买生的东西回去自己加工,这样省钱。于是,他们挑来拣去,就买了些生肉、生肠等,还有一些罐头。回来捣鼓半天,好不容易吃上了一顿饭,结果,那些罐头打开来,怎么品尝味道都不对,有人仔细研究说明后,大家当场喷饭:原来他们吃的是狗粮罐头。这事成了笑话,什么时候说起来,他们都会捧腹大笑。

现在养狗的人那么多,狗粮罐头已不是新鲜玩意儿,可在当年的中国内地,哪有人见识过狗会吃这么精致的罐头。

陈世民总喜欢以自嘲的口吻说当初在香港,自己是如何的老土,有很多笑话,也有很多艰辛。吃住都是自己管。中午没有人请客,就得买盒饭。5块钱的盒饭他们舍不得买,就去超市买面包,4毛钱一片,买上两片要8毛钱,然后再到百货公司买一个小罐头:1块2毛钱。这样,一顿饭仅仅两块钱就吃下来了,比盒饭节省3块钱。他们办公室里有咖啡和水,不用花钱。早上,也会有牛奶喝。只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自己弄饭吃了。四个人轮流做。每人每天出两块钱,下班后顺路去菜场买菜。他们摸准了要等下午去买,因为菜一早上来新鲜,价格很高,到了下午,就会打折。他们专门买打折后的菜。

拎着打折的菜,穿行在半山区的列提顿道上。街景如盆景,置身其间总让他有种恍惚之感。富人出入的时候,不仅仅是豪华车辆在闪光发亮,连他们的脑门子都是油光锃亮。在如此富庶豪华之地,他们这几位来自京城的建筑师却生活得很窘迫。他们每天要穿过这片富人区走去上班,公司在山下,是黄汉卿的公司腾出一间办公室给他们用。上班时下山,走一身大汗,晚上回来要上山,又要爬一身大汗。最尴尬的是他们要从汽车盘山道上横插过去。人家山路专为汽车修建,左旋右盘,而他们为了抄近路,却要横着穿插过去。不按常规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横穿,时常惊得人家开车的停下来,盯着他们穿过马路。山路为富人带来的是优雅,为穷人造成的却是窘态。回到住处,房间没有空调,热得进屋就恨不得把全身脱光,甚至连皮都脱掉一层。幸亏客厅里还有电视,他们看电视也是为了学习广东话。

星期天没事做,他们也要去往办公室。华森第一个办公场所是在干诺道的诚信大厦23楼,这是黄汉卿的森洋办公楼,华森等于寄人篱下。尽管他们是由国家选派,但却以私营面目出现,自然势单力薄,加之公司太小很不起眼。最初的自卑感,一直在陈世民的心头郁积。

他去办公室要经过摩罗街,那里摆着一长溜地摊,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卖,热闹非凡。摊上主要摆些旧衣服和鞋子什么的。人家香港人不穿的旧货,就会整整齐齐地拿个纸袋装上,摆放在这里卖。一件衬衫也就一两元,西服五六块一套。他们当中有位老兄特别会买旧货,专拣便宜买,几乎每到晚上,他都要展示“成果”。几件破衣服被他从包里神秘地抖搂了出来,那份炫耀。他让他们这些“表叔”猜价格。他们猜得越贵他就越有成就感。衬衫、西装、面料款式都不错。这能便宜吗?当看到他们羡慕的样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得到心理满足后,便主动要带他们去买。为了不让他太得意,他们就故意说不去。

陈世民回忆说,有一次,此人欣喜地告诉我们,发现了一家特别好的店,卖皮鞋和西服的,才几十块钱,好便宜。我们心里发痒,待下班后就赶紧跟随他去了那家店。一看牌子,上面写着“30元起”,我们就以为那么好的西服和皮鞋只要30元呢。

结果人家说,那是起价,而不是定价。就是说,店里面只有一件东西卖30元,其他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这是店家的商业经,也是香港文化。闹了半天,凡是他们能相中的,都要500元以上,而标榜30元的谁也看不上眼。他们便大呼长了见识。

妻子托人从广州给陈世民捎来一套睡衣,他打开一看,当即傻眼。根本不能穿,极不合时宜。是那种绒布的,很厚,在香港这样闷热的天气要捂出多少汗!还有两件衬衫,也是很土的那种。妻子哪里知道香港人有多么洋气。他们都喜欢穿花色艳丽的衬衫,还得是名牌。陈世民被周围环境影响,他不可能再穿那种土里土气的衣服了。他很爱面子,他怕人家笑话。

1981年5月24日。上半天在家缝裤子。上个礼拜天在九龙买了条很合身的裤子,只不过长了点儿。由于语言不通,商店答应剪短。哪知一点头,就被剪去一截,草草把边一扎,十分难看,弄回来我得自己再缝,忙了整整一个上午。

接下来几篇日记也蛮值得回味:

5月18日。今天下了个决心买了一台HITACHI出的新型电扇,273元,比市价便宜50多元。主要是台式,不摇头,但风很柔和,内地还没有见过。定时、变速全有,尤其造型薄而轻,准备到深圳时给家里带去。不知带不带得过去。也许琳又要说我好赶时髦了。但质量确实不错。拿回来大家做了欣赏。买电视因钱不够,借了曾坚460元,他同意分期晚点还他也没关系。

6月4日。上午过海关离开深圳,再次进入香港,还赶上了吃中午饭。见到琳寄来的信。近日消瘦,体重减轻,血沉[1]加快到50,她很疑心是癌症。见此顿觉晴天霹雳。弄不好我在外工作只能半途而废。但愿能逢凶化吉。

陈世民刚到香港时,天天都在盼着家书。虽然有电话,但半年也通不了一次。通过写信,他与妻子定好了周末晚上,家人会去北京电报大楼守候,他在这边将电话打过去。那是1980年6月9日,有日记为证:

七时半与北京通电话,琳、亮(儿子)在电报大楼守候多时了吧。时隔半年才通上第一次电话,终于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还是很慰藉的,尤其琳的声音柔和亲切,可能激动得哭了,也忘记该说些什么,真是担心她的病,有时半夜睡醒也会想到此事。听她讲没有问题,但还是很担心,昨日写信告诉她,如果真的有病,我可以放弃这头工作回去照顾她,让她放心。这也是我的责任,听天由命吧。

采访时,陈世民讲到这一段,很是动情:“我哭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本来想多说点话,长途电话那么贵,好不容易打一次,但当时脑子一下子就空白了,那边也没有说多少话,大多时间都是空着的。”

两边都在哭,泪水无声传递。彼此都怕对方难过,电话就在这一分一秒中静静地空着,空得心慌。

他当时特别难过。分居,孤独,怨气,简直太不容易了!

即使生活条件再苦再难,他也能够克服,但让他深感焦虑的是自己到这里来究竟为了什么?华森建筑与工程顾问公司倒是成立了,但没有项目可做,岂不等于空架子摆设?香港建筑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你一个从内地进来的建筑师,如何能融入人家的圈子?

自从踏上香港那天起,陈世民都是用足了每一分钟的。每天除了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外语,学习广东话,他还想方设法钻研业务。他渴望尽快融入香港。他去参观各种建筑,出入各种高档酒店、大商场、高档住宅小区,但凡能去看的建筑,他都要去的。他要求自己尽快熟悉香港的建筑,尽快缩短与香港建筑师之间的差距。

然而,他仍然打不开局面,为此一筹莫展。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对陈世民了解与认识香港的建筑设计,提升自身的建筑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钟华楠先生,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同乡。他很有学养与见地。《建筑师》杂志主编杨永生介绍陈世民认识了钟华楠,以及另一位香港建筑师潘祖尧。

钟华楠和内地建筑界联系最为密切,他频繁地被邀请参加各种会议,每次会上都请他讲话。他倒也不推辞,讲起话来幽默,风趣,毫不造作,机敏中还有一种打动人的真诚。

有一次杨永生主持会议,让他讲,他就说,到内地来的次数越多,就越不好讲话了。讲什么都不再让人感到新鲜。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快了,西方的洋玩意儿一下子都涌进来,人们什么东西都见识了,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刚来内地那阵儿,讲什么都受欢迎,随便放上几张在国外拍的幻灯片子,加上一点说明就可以大受欢迎。可是,现在不成了。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尤其是给大学生们讲课是一件很让人犯难的事。

他讲到有一次在山西太原的一所大学讲课,一个学生向他提问什么是解构主义,一下子就把他问住了。知识分子是要面子的,他当时尴尬极了,不能说自己不懂,可是,要解答也解答不了。他的机智帮他摆脱了窘境。他装着听不懂对方的话,就把这个学生的问题绕过去了。回到香港后,他无法原谅自己,越想越觉得对不住那位学生。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潜心钻研解构主义,直到彻底弄明白了,才给太原这所学校写了一封信,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当时不明白,回来后才研究明白的,并向那位学生致歉。他讲述这件事时,是在一次百余人的会议上,其坦诚令人惊讶。这就是真正的学者精神。据说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学者的身上也有过,一时回答不上难题,回去查找典籍,直到弄明白了给人一个答复。这是中国传统学者的真性情。

“60年代初,我从英国回到香港。建筑师的创造力与金钱诱惑之间的矛盾,我个人也与之战斗过。我的同学都成了百万富翁,可我却依然故我。我认为,建筑师应有他的使命感。30年来,我的使命感未曾改变,也始终不悔。”钟华楠如是说。

钟华楠在香港拥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1964年开业,门面不大,在闹市之中倒像个清幽的文化沙龙。空间显窄,壁上有书画,来人一律由他亲自沏茶,是那种功夫茶,桌面很小,杯子更小,两人面对面坐着,像下围棋。香港回归前三个月,我有幸去香港,去了他的事务所,就这样面对面地喝茶聊天。当时感觉拇指大小的杯子,端起来有点好笑,对于习惯了用大茶缸痛快喝茶的东北人而言,对这种小口抿的东西,实在不习惯。

香港公司很小,很灵活,很适用。钟华楠的就是这种小公司。香港工作人员特别周到细心,一切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还要写个小字条放在你可见到的案头,一条条嘱咐,注意什么,准备什么。办公方式和效率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不一样。钟华楠上班,上午十一点到公司,安排一下,跟客人吃饭,下午三点再回去。七点出来吃饭,回去睡一会儿,晚上十点起来工作画图。第二天,把一些黄条贴在每一个人的案头,然后,又出去吃饭。

但这套流程对于内地的设计部门是完全行不通的。陈世民来自皇皇大设计院,没见过香港那种小事务所。大设计院是按照苏联模式下来的,几套体系管你:党组书记、支部、党小组;院长、副院长、室主任、组长;总工、主任工程师、助理等。更主要的是多领导制约,复杂而庞杂,而在香港这地方当建筑师,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庞大而死板的体制。仅这种机制,就让陈世民耳目一新。

香港人讲斯文。有一次,钟华楠请他吃饭,在半岛酒店。酒店才几十个座位,但管理人员却有一百多,且都是科班管理学校毕业的,有着非常好的敬业精神。他不是坐车去酒店,而是要坐船过去,然后再狂走一阵,走出了一身大汗。到达餐厅,热得直喘,他便将袖子挽了起来,领口也解开来通风透汗。这一下子,马上让周围的香港人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瞅他。他旁观周围,没一个穿衬衫撸胳膊挽袖子的。他们各个都是将衬衫领口和袖口扣得紧紧,再热都要扣紧的。

还有喝汤,千万不要喝出声音,而他初来乍到时,把汤喝得很响,笑眯眯的钟华楠捏着一个老式大烟斗,点着他说,满餐厅的人都听到了你“忽隆”的喝汤声。

钟华楠经常请他吃饭。香港人非常准时,六点吃饭,他们出门时,就会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出门了,如果交通堵塞的话,可能会晚到多少时间。非常礼貌周到。约会前,秘书会提醒你。早上一定会给相约之人打上个电话,再确定一下。这是做秘书的基本功,还要提醒老板应该带什么材料。许多细节都替老板提前想到了,非常细致周全,这就叫现代化,叫效率,叫香港的高端服务。

这就是陈世民在香港真正学到的文化,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时间利用率发挥到最高境界。陈世民后来要求他的秘书也这样做。

有一回钟华楠给他打来电话,说他会晚一会儿到,嘱咐他到了那里,先在酒吧等一会儿,因为那家餐馆有规定,要等到人齐了,才能一起入座。这让他颇感新鲜。于是,他就坐在那个酒吧里等。酒吧很舒适,他以建筑师的眼光打量,装饰很搭调,尤其服务人员笑脸相迎为他服务,让他格外舒心。还有音乐环绕,空调温度凉爽,坐在这样的地方,每根神经都会舒展开来,就是等上一天,也不会烦躁。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仔细地体会酒吧格调。在内地时,他曾为几内亚大会堂设计餐厅,他想,外国人嘛,都喜欢喝咖啡什么的,便利用门口那个空间设计了一个酒吧。结果,“文革”中他因此成了“封、资、修”,遭到了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他设计酒吧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作怪。酒吧竟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简直十恶不赦。

他将这个事儿跟钟华楠说了,钟华楠笑抖了大胡子。他的胡须非常茂盛,似乎每一根都蓄满幽默与智慧。尤其当他冲你笑时,小眼睛里面的光泽释放出一种生动的睿智。

钟华楠与陈世民的投缘,主要是因为他读过陈世民刊登在《建筑学报》上的两篇文章。1979年第一期上的《试谈公共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中讲到的例子很生动:建筑设计最可贵的就是标新立异,而这在“四人帮”那里则是要遭棍子的。比如把大厅里几根柱子用黑色石料装修,就犯了“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的弥天大罪,甚至要把设计人员“穿黑袍子”游街;圆形体育馆的造型被说成“像马桶”,便要迫使设计人员去劳动改造……文章中还列举了有人把楼房的层数与某次政治会议的次数联系起来,硬是把建筑造型与严肃的政治活动扯到了一起。有的把政治宣传画表现主题的手法搬到房屋上代替建筑造型与必要的艺术处理,甚至标语口号、红旗火炬成了最重要的建筑中心。邮电楼脱离不了电报大楼的形式,火车站因循着北京站的格局;房屋造型大多沿用老一套的中间高两边低的对称的“山”字形,结果一些建筑虽然用途各异,但外形雷同,形式单调,缺乏个性。

现代建筑创作任务不能仅停留于平面布局和立面处理,要按照一个完整的空间来设计。这个论点陈世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可见他的非凡之处。即使现在,不少建筑师也没有很好地按照一个空间来设计建筑。我们画图还是平面就平面,立面就立面。解读一个建筑就是解读一个空间。这种文章在当时相当于建筑界的拨乱反正。他是走在了国内学术界的前沿,等于引领了全国建筑设计业。

钟华楠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对建筑的共同思考与探索,构成了两人友谊的基础。在他看来,那个年代的内地建筑师封闭保守且僵化,能够写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实在是难能可贵。钟华楠对陈世民文章中的观点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有的他不明白,便让陈世民给他详细讲讲。他们就是在这种对于建筑学术的研讨中建立了深厚友谊,也互相给予了营养。

钟华楠认为陈世民在“适用、经济、美观”三者关系的论述方面,还没有展开来深入进去,相比而言,《建筑学报》1980年2月号的《“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一文,思考得更深一些。

陈世民始终在探讨民族形式问题。一个建筑师,一辈子在建筑文化上面都需要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当年就是这个局面。大批判、“资、封、修”,爱国就是爱民族形式。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战线,虽然一再强调思想解放,但仍然很僵化,思维方法简单盲从,只看你的方案有无民族形式。有就会采纳,没有就不会采纳。简单化,一刀切。这是一个极端。如何继承传统,是建筑界学术思想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样的建筑文化背景下,《建筑学报》重点推出这种文章,并不容易。而在那样的人云亦云语境中,陈世民就曾尖锐指出民族形式不是万能钥匙。

《“民族形式”与建筑风格》全篇驳斥了“民族形式”的提法。陈世民由“民族形式”的局限性,论述到了“民族形式”的危害性,得出结论:“建筑艺术的美只能来自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来自目的和手段的和谐一致。”

他强调:“并非任何类型的建筑采用‘民族形式’都能有好的效果。把‘民族形式’当成一个口号应用是不科学、不恰当的。不如直接改用‘建筑传统’概括历史遗产,改用‘民族特色’或‘民族风格’取代‘民族形式’作为新建筑的设计要求。”

他认为:“‘古为今用’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某种传统手法与形式的模仿上,而应侧重于对形成我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研究,以便有助于寻求如何反映当今社会面貌、民族习惯,以及发展着的材料、技术特点,复杂的功能与新的审美要求等方面的客观规律,从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物质与精神合乎逻辑的统一中去获取灵感与启示,促进新的建筑风格的创造。”那么,对新风格的创造,又应持有一个什么态度呢?他提出“新风格的创造必须要顺应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主张“多样化的探索需要提倡”,“重点在于创造新的风格”,而且强调“新风格的创造必须顺应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尾处钟华楠画上粗杠:“建筑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难道建筑风格还能停留在小改小革上,在‘大屋顶’‘民族形式’上打圈子吗?难道对传统形式的守旧,不正是对创造新的民族风格的束缚吗?……再也不能用陈旧的形式、不合时代潮流的艺术标准与审美观念来限制它们了。”

陈世民后来又写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风格的文章,也都引起了钟华楠的共鸣。尤其面对一边倒的崇洋风,他感觉十分有必要论述清楚“传统的和民族的风格”问题。在《外资建设的现代化与民族风格问题浅谈》一文中,他呼吁:“民族风格不容忽视,现代化并非‘时髦化’。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外国的例子很多,如南太平洋的草顶旅馆,北欧国家的木屋旅馆,都很受游客欢迎。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亲切的地方特色,实际上也是建筑功能之一。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矛盾,或者会不会影响使用功能,而在于针对民族风格提出什么要求,而相应地采取什么表现方式。”

贝聿铭也一直有自己对民族风格的执着坚持。幸亏贝聿铭呼吁,北京市政府才决定禁止在故宫周围一定范围内盖任何高楼。而沈阳故宫就是被一个骄横的金色高楼破坏了天际线。

贝聿铭的视线是无法遮拦的。他走到北京街头时,看到这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的痕迹特别鲜明,而这几年来,国际风格已经有点呈泛滥之势。随之引发连锁的民族主义反击,一些西式建筑硬被加上了中式宝塔顶。他认为“太荒唐了”!他说“就好像穿着西服的人戴上斗笠。中国建筑已经走到死胡同。现在有两个方向,一是盲目仿古,一是全盘西化,哪一条路都走不通。于是他决心探索一下,走传统的中国百姓之路。中国的建筑应该自然而然地生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之中。于是他把老家的民宅“搬到了香山”,这样的香山饭店引来建筑界的不同声音,但至少是纯中国的,打破了贪大崇洋的大酒店做法。在香山饭店落成典礼上,一位高官不屑地说香山饭店看上去“很中国”。贝聿铭知道当时政府想要的是西式风格,所以,这个评价并非褒义,但他说:“听在我耳里就是褒扬。”

建筑风格与流派,一直是钟华楠先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1983年,中国建筑界邀请了三位著名建筑学专家来内地讲学。英国建筑师拉斯登和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教授John Andrew,这二位都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再一位就是钟华楠。三位从不同的飞机上走下来,却奇妙地同时到达北京的建国饭店。当他们坐在饭店宽敞的大堂里耐心地等待安排房间时,坐在钟华楠旁边的拉斯登问他准备讲什么题目,他说:“主人给出了个‘当代建筑流派’的题目。”拉斯登一听就蹙紧眉头连连说:“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出于礼貌又补充道:“你若讲,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钟先生说,趁我们等房间的这一段时间,我给你说一下大纲如何?对方马上表示出极大的兴致。

“当代建筑设计有四大流派:第一是现代派。”他见对方点头,接着往下说,“第二是现代派的延续。”拉斯登一听这个题目便抢着说:“我就是这个题目。你的第三是什么?”钟华楠不紧不慢说:“第三是反现代派,第四是地方主义派。地方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第三世界。”拉斯登那张学者面孔一下子充满笑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清楚的说法,有了这个提纲,便很容易讲了。你很聪明!”钟华楠马上说:“我很不聪明!你可知道,我是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想出来的。”

那次会上,钟华楠的发言赢得满堂喝彩,他的学识得到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由衷赞美,从此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钟华楠不仅天资聪慧,还肯下功夫钻研。同样,陈世民也具备这个素质,他的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下苦功夫写出的,文风很扎实,而且里面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钟华楠感兴趣的,也是他们两个人对北京和香港两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建筑差异的热议话题。他们有争议,有碰撞,他们持有完全不同的建筑理念。反差之大,令陈世民颇为惊异。在香港他感到随处都是差异,从社会主义一步跨到了资本主义,什么都感觉不适。吃饭穿衣买东西之类的差异,已经算不了什么,最大的也是最难缩短的差距,便是建筑设计理念与思想认知方面的,这是个复杂的议题。然而,通过多次“交锋”,陈世民从钟华楠那里终于有了理论和思想上的提升。他真正弄明白了我们的建筑设计究竟差在了哪里。

同样面对一个项目,同样要做好一个设计,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做法。钟华楠他们这些香港建筑师,总是要先把你要设计的那块空地周围的一些东西都弄清楚,诸如山呀水呀,地形呀,周围房子呀,还有人的活动空间和习惯呀什么的,哪怕一棵树、一根草,都要重视。这要花费很多工夫的。然后,他们再回去进行细致的分析思考,才会形成一个构想。假如这里是山,他就会在设计时开大窗户,因为要有宽敞的视野看山;如果是水,也要影响他的构思,哪怕是个水井,他也要尊重,补一块地面出来,要跟这个水井结合起来。这边若是路的话,他就要考虑最好开个门。门开在哪里,不是先入为主,而是根据环境需要,哪怕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由环境决定的。这样的话,人家设计的东西,就是跟周围环境密切结合起来的东西,这样的楼房作为商品设计出来,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他们的设计,相当于找到“种子”,而后把它“种”在那块空地上。

这个“种”出来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和人的关系一定是和谐的,圆融的,是具有自然的美感的结合体。

赖特也主张“建筑物应成为大地上的自然风景,应该与它所处的环境相协调,甚至增加环境因素,使景观更美”。

而我们内地建筑师呢,在长期封闭的情况下,总是先入为主,或曰“主题先行”。我们要先想出一个东西,可以绞尽脑汁去想,想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或者是某位官员一句话,你就围着打转转,跳不出框框。比方说我们一想到要盖的这个房子,领导的意图是要宏伟的庄重的高大敞亮的,我们就先想好一个模式,去套用。先想好这个模式无论是圆的,还是方的,几何体形都是要根据主观臆断,根本不管周围环境,大有唯我独尊之意。有山也好,有水也好,都得为我的设计“让步”,周围的很多房子是不是协调,这也可忽略。建筑就是房子,而不是环境,反正我就是要把这个建筑做好,一切都得以此为中心,这样才会让领导满意。所以,这样的建筑是硬栽上去的。这样的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肯定是不协调的。

一种一栽,完全不同的两种理念,两种指导思想,非常鲜明,如平地与半山。这个对陈世民的影响太大了。他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跟钟华楠在香港进行了很多次讨论。他代表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和香港建筑师们的世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的设计思想却往往先入为主,像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完全不同的思路,对我影响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到了香港这个地方,从经济物质上的对比,到建筑上的对比,都差距很大,尤其在思想上的对比,我觉得差距就更大了!”

中外许多专家学者曾盛赞过钟华楠,为他的建筑作品,也为他的文字功力,更多的则是倾倒于他的智慧和学问之下。多次接触交谈,陈世民从钟华楠身上看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师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他不仅拥有丰富的建筑经验,更有令人钦佩的学问功底。从而,陈世民更加坚信: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要有崇高的人生追求,绝不仅仅是认真学建筑,做建筑,更需要认真扎实地做学问。只有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才可能走得更高更远。

许多人在日后看到陈世民搞了那么多建筑,具有超人般的能力时,几乎都说他是在香港学到了建筑方面的真本事,包括设计风格呀、画图呀,还有经营、办公司、赚钱呀什么的,却忽略了一个重要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他在香港学到了文化,获得了思想。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平面的获取,他是举一反三,在原有的内地那些年的辛苦努力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吸收了香港的新东西、新思维、新理念、新的建筑空间——

《追求新的建筑空间》便是他在香港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刊于《建筑学报》1986年第4期。与此前的文章相比,他站得更高,思路亦愈加开阔。读这样的文章,对于当时国内一些处在相对封闭狭窄思维状态下的建筑师来说,会有豁然开朗之功效——

通常,建筑的艺术效果是通过其给人的空间感受来展示它的精神功能的。在建筑的发展史上,许多成功的作品尽管所依赖的建筑材料和工程技术早已被现代的材料和技术所取代,但其建筑空间所发挥的感染力却至今犹存,因而传为佳话。因此,不妨可以说,建筑师在从事建筑创作时不宜局限渲染某一类建筑风格,刻意继承某一种传统,着眼表现某一种材料技术,或者模拟某一个成功作品,而应力求探寻作品的空间效果,追求新的建筑空间,讲求给人的空间感受。

新的空间是什么?是对人的发现。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无疑是追求新的建筑空间效果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他在香港一边发现建筑外在的闪光点,一边探寻文化艺术的内涵。如果与外在的参观各种建筑,拍摄各种造型的艺术、材料、空间变化相比,他的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学习探索,有其更大的受益性。正是这种受益,使他坚定了建筑师的梦想,明晰了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先进的建筑理念和创作的指导思想,并在日后蓬蓬勃勃的建筑作品中酣畅淋漓地体现出来。

他在香港绝不是学了点皮毛,而是学到了精髓,掌握到了骨子里,因而,在华森这几年,他是全身心投入到一个有深度的学习与实践之中。他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昂起头来,呼啸着扑向了大海。这个大海不是爱琴海也不是维多利亚湾,而是挨近零丁洋的地方——

二、南海酒店:“中国不是没有人才!”

蛇口真小。在西方文化中,蛇是受贬损的邪恶形象,如同撒旦,因诱使夏娃偷吃禁果而被上帝谴罪以腹行路,但在中国文化中,蛇则颇为受宠,不仅被称作小龙,人们还将其与龟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长寿之玄武。据说在道教中,蛇的地位颇高,为四象之一,属水神,主北方。可见东西方文化之差异。

80年代初的蛇口,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其西北方向不过一箭之地,可达虎门。现在有京港澳高速,沈海高速,将两地连得更紧。虎门与蛇口,面对的是同一片海域,都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地方。只不过前者是被迫撕开的口子,鲜血是战栗而冷凝的,而蛇口则是主动张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也会有血汗,但那是热的沸的。从1840年到1980年,140年的云烟雾气,总是会让这片海面迷蒙混沌。不知丽日晴天时,能否从蛇口透过珠江口而望见威远炮台的残余硝烟。

蛇口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也被叫作“试管婴儿”。这样叫不仅是因为它小,还因为它太脆弱。

蛇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发端于招商局。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朝廷创办的,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在百年历史中,对中国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袁庚是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据耿全回忆,他是1979年初秋,和香港海通有限公司的同事们一起跟随招商局集团由香港赴蛇口。香港招商局早在1978年就在中央和广东省委批示支持下,开发建设蛇口工业区。所谓“试管婴儿”备好了试管。他们到达蛇口,乘坐交通艇驶进后海湾海域时,突然有人大叫起来:“看海面上那是什么?”艇上人一看,海面上漂着一具尸体,肿胀得面目全非。袁庚看了后,表情沉重地给船上人讲偷渡者的故事,有的人偷渡成功开庆功会,有的人就这样寂然死去,这些人只为追求好一点的生活,甘愿拿命冒险。

“当交通艇快到蛇口海面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求推迟靠近码头,因岸上要开山爆破。紧接着就传来震天动地的开山炮声,裹挟着冲天而起的烟尘。上岸后看到到处彩旗飘扬,蛇口的建设大军正在开辟新天地。”

耿全笔下的开山放炮,是为了填海造田。一片空旷中,除零星渔村留下的小土楼之外,这里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油漆仓库。人字形的顶盖,简易房子。等到海虹厂建好后,这个简易房子成了生活服务公司的仓库。到了1981年,才有了海虹新厂和办公楼。他没有提到铁皮房,追溯深圳的建筑文化,不能不提到这种铁皮房。就像石油人的干打垒,或西北沙漠中的地窨子。既是打工仔的婚房,也是经理老板蛰伏出没或施展宏图的办公场所。还有鱼骨天线,简陋的歌舞厅,乐手的炒更,歌星大腕的酸甜苦辣,拉洋片般演示着沉浮人生。

城市到了这步田地,急需一个壳,一个结实的壳体,不仅能挡风遮雨,更要漂亮美观,洋气,别让对岸的港人笑话。

蛇口在当时与全国的关系,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小小的发动机,很不起眼,却试图拖动庞大的母体。拖得动拖不动权且不说,发动机的声音却总是会打破百年抑或千年的平静的。

这里刚刚开始建设时,从照片上看,像两块质地粗糙的布,连洗都没洗就铺在这里。水是蓝颜色的布,陆地是沙黄色的,也有红颜色的。如果将树木说成是布的花饰的话,那么这个花饰也不精致。建筑呢?就根本谈不上是建筑了,只能说成是临时性的小棚子。而建设初期的蛇口指挥部,就是一栋简易小楼,薄板、铁皮楼梯。谷牧说:先给你三千万吧。当时的三千万概念,连谷牧自己可能也不清楚。那不过是建一栋楼的钱。从当时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一场巨变。而且,很难找到其变化的轨迹了。

我几次去过蛇口,说它是个快艇还不如形容成一个蛋壳,一个孕育新生命的奇异壳体,在艰辛的蠕动中,新生命将会破壳而出。这个壳虽小,但可谓举国瞩目,也被全世界关注。

小小蛇口之法,立的过程惊天动地。《特区条例》先后改了十三稿,后来是惊动了叶帅,才促成了该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通过。

复杂的政治环境,需要复杂的应变能力,还需要胆识和应对智慧。姓资姓社的“蛇口风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还有奖励奖金制等,这一切都造成了空前的震荡效应。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袁庚就是这样的智慧老人。蛇口与袁庚是连在一起的。据说他本来叫袁更,因为字写错了才成了袁庚。他在年轻人眼中是这样的:“形体高大,气势威猛。他出现在蛇口公众视野中时,通常是偕一帮人从招商大厦里走出来,或者走进南海酒店。他通常扮演主讲角色,边引路边‘导游’,蛇口在他的脚下如同一座博物馆。每一件物什,都浸有他的心血。他精神矍铄,气宇轩昂,脸上挂着习惯性的笑容,眼睛保持笑眯眯的状态,1986年他69岁。这个年纪的老人,皱纹成熟而坚毅,在眼角形成秩序。”[2]

有人这样评价袁庚:他是一个既能带来良性民主空气,具有超强把握能力,又善于做正确决策的人。

袁庚善于把握时机,既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时机,也善于点化他人的命运时机。他在任期间,给好多人才提供了机会,其中华森公司和陈世民的时来动转,袁庚功不可没。

陈世民与袁庚的相识,是在1983年初,经徐光国的引荐。1983年的深圳,交通和通信均很落后,还没有一部直拨电话。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前来深圳视察,他对梁湘讲了不要当白衣秀士王伦。这话,给了梁湘莫大的动力,从而促成了深圳与英国大东电报局的签约,引进6000门瑞典AXEIO程式控制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使深圳有了自动电话,无须再通过转换台了。

梁湘与袁庚都冲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有作为的人。他对陈世民直言,打算在蛇口建一家高档大酒店——南海酒店。之所以想盖高档酒店,是因为招商的需要。尤其为了满足南海油田的开发,极需这样一个高级大酒店与之匹配。为实现这一构想,他多次与香港总商会人士霍英东先生商谈,邀请他投资。袁庚接见陈世民,也是希望加速落实这个事情。

南海酒店是华森建筑与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的奠基项目,在这个项目之前,华森虽然在香港挂牌经营,但接不到任何像样的项目,小打小闹有过几回,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万块钱,像肉丝塞牙缝儿。华森的开销已有50万了,而这50万都是黄汉卿垫付的。用陈世民的话说,华森公司、华艺公司的悲哀就是虽然人进了香港,但是没能真正进入香港建筑界。因为你没有人家规定的执业资质,你不够资格。因此,他们只能往回撤半步,到深圳这边寻找机会。相当于香港、深圳两边都跨着,两边受益。

据说,南海酒店这个项目一开始时,公司并不想让陈世民来做。似乎有人捷足先登,方案没有被认可,才轮到陈世民的。但据袁镜身回忆:“当时,华森建筑与工程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是程文生,他是一位精干的、善于起用人才的企业领导者,他同副总经理黄汉卿商量之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由陈世民来做。陈世民接到这项任务,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能负责设计这样一座高级建筑,是自己学习提高的机会,也是多年的愿望;忧的是这样一个重担压在身上,责任重大,能否搞好呢,却也有些担心。”

不管怎么说,陈世民还是与南海酒店有缘。他赢得了袁庚的信任,很快拿出了一个构想,给霍英东讲解,霍英东对陈世民印象不错,但他儿子却主张由美国建筑师波特曼来设计。陈世民为了适应双方合作,便来到波特曼在香港的公司工作了一个月。而霍英东在投资问题上却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一再推托。

此前,霍英东在广州投资了白天鹅宾馆,那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五星级宾馆。但它是宾馆,而不是酒店。内地第一家酒店,大概就是南海酒店。宾馆与酒店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在那个年代却异常敏感,酒店是香港那边的资本主义叫法,而我们这边的社会主义叫法是宾馆,即使是白天鹅这样的资本家投资修建的高档五星级,也只能叫宾馆而没有叫大酒店。真正第一个叫开了的大酒店,就是南海酒店。特殊国情下,宾馆与酒店虽两字之差,却可以上升到“大是大非”。

有人称白天鹅是第一个来广东试水的境外来客,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建筑。霍英东能够投资这栋著名建筑,离不开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鼎力支持。于是,“共产党怎么可以跟资本家签约呢”这样敏感的问题引发热议。这个由著名建筑师佘俊南设计的40多层庞然大物,昂然成了广州城之最,也成了最招风的大树。1982年试营业时才热闹!一位建筑师跟我说,霍英东按着香港方式经营宾馆,开业时,让美女穿着露大腿的旗袍在宾馆门口站一溜,那裸露的大腿像一道鲜嫩的光线,有着足够的杀伤力,还有门童穿着斑马裤。这些新鲜风景突然出现在广州街头,令人驻足瞠目。五星级宾馆里的餐厅尽显豪华气派,各种银制餐具、牙签、带套的筷子、餐巾等西洋玩意儿,令从未见识过资本主义餐桌文明的广州人大开眼界,也让一些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贪心人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及丑陋性。当时,人们还很不适应文明规范,穿着带铁钉的皮鞋堂而皇之在“白天鹅”身上走动踢踏,将高档的大理石地面都踢出了伤疤,难以修补。这下可让宾馆管理者大动了肝火,于是,规定了“几不准”张贴出去: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带钉者禁止入内。这一禁令大伤了内地人的自尊,人们不禁想起当年英租界的标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在当时的广州城掀起了轩然大波。霍英东为此很苦恼,他甚至开始后悔投资内地建高级宾馆了。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英东放弃了投资南海酒店,反正他是放弃了。陈世民说霍英东是个很谨慎、很低调的人,请他去中山开会时,就跟普通老头似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拿了个包,里面装满文件。开会时,霍英东把个鼓鼓的大布包往桌上一放,占了桌面很大一块地方,然后就从包里往外掏文件……

霍英东放弃了南海酒店的投资计划,但这并未影响袁庚的信心。经过努力,袁庚很快组织了一个投资组合:香港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香港美丽华酒店集团和招商局。这四个股东,各占25%股权。

1983年4月23日香港《文汇报》发表消息《南海酒店昨签协议》,文中详述了当时场景:“出席签字仪式的有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发展部经理梁鸿坤,汇丰银行执行董事文敦、海外事务总经理毕根、中国业务部总经理罗素,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总经理罗显荣、副经理张鸿义,美丽华酒店董事长杨志云、董事利国伟、董事副总经理杨秉正等。”这个“等”字后面,不知有没有华森的建筑师陈世民。因为当时是否让华森来做设计,还是未知数。

汇丰银行的股东坚持让美国波特曼事务所来搞设计,而袁庚却坚持找国内建筑师设计。袁庚的影响力给陈世民带来了机会。

袁庚对南海酒店的要求:一定要有特色。既不要照搬香港的,又要摆脱内地千篇一律的模式。袁庚认为香港的设计太商业,而内地当时纷纷在搞度假村,千村一面,单调乏味!

陈世民琢磨着这个“要有特色”的要求,开始了构思。这是一次痛苦的过程,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更是一次涅槃的再生。他首先是要和自己搏斗。多年在国内形成的那种“先入为主”指导思想,那种“栽”建筑的习惯,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那是一种思维定式,是条条框框,原以为早已打破了,却不承想在具体过程中却会碎而不灭,再度冒出来干扰他的构思。

是先考虑建筑,还是先考虑地形?这是前边他跟钟华楠先生论证过的完全不同的理念。虽然他已经对此有了深刻认知,却在具体方案的构想时,仍不免重蹈覆辙。

“起初所做的方案大多在建筑本身的造型上变化,用环境去陪衬建筑,做来做去都不理想,摆脱不了条条框框,离业主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后来,还是转回来,认真分析环境条件,围绕海与山的走势确立起了初步的构想,进而发展成现在的建筑格局。”

这是陈世民建成南海酒店之后说的话。一个建筑的构想,肯定要解决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陈世民懂得不能“栽”,只能“种”,问题是如何去种?这是需要下大气力去调查研究那个环境的。

陈世民多次到蛇口码头进行现场考察。这里自然环境的优美自不待说,可眺望对岸香港的新界元朗。南海酒店背靠微波山,工业区绵延的群山成为它的背景。在城市的建筑布局上,因处在连接蛇口南北两个发展区(工业区和生活区)之间的枢纽位置,南海酒店成了城市建设上的重点建筑。建筑总面积3.4万多平方米,占地约3.5公顷,其中主楼4300平方米,辅助建筑1100平方米,游乐场3600平方米,道路和停车场5000平方米,庭园2000平方米,绿化带15000平方米,总建筑投资2亿余元港币。主建筑包括地下室共11层,自室外地面起总高度38.6米,拥有客房424间,8层还设有12套不同情调的豪华套间和1套总统级套房。地面中部还设有大堂及咖啡厅、中餐厅、商店及商业服务设施等。

为了搞好这个建筑设计,他在山头上观望。当时推土机正在轰隆隆填海,破坏着海面的宁静,但他好像从中看到了一叶属于他们的圣洁帆船,正朝他缓缓驶来。他的眼前猛地一亮,一个灵感火花让他捕捉到了酒店的构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同时出现在眼前,这样的环境,怎能不让他亢奋!这是具备建造世界一流酒店的上佳环境。

能够还原他最初的构想的,是一张草图,上面有着简单的速描。草图让人体会到了构思之美。建筑师面对大海,帆船乘风而来。帆船的联想,凝固了这片最初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对酒店两端山墙的设计构想。通过此联想而演绎出南海酒店的标志:海面上有一座带风帆的建筑。而风帆下面的四个波浪,恰好代表投资南海酒店的四家出资股东。

看陈世民的草图,是一种享受。速描风格,很有章法,标出的眉批,也颇有味道,画龙点睛。诸如“对帆船的联想,值得抓住”“利用色彩造型、新与古”等,言简意赅。

我也曾见过柯布西埃构思朗香教堂的草图,他说过这样的话:“某一天,咯噔一下,内在的自然的创作过程完成。你抓过一支铅笔、一根炭条、一些色笔(颜色很关键),在纸上画来画去,想法出来了。”他对朗香教堂的最初创意是,将此当作一个声学器件,为了与上帝沟通。他在草图上标出:“朗香?与场所连成一气,置身于场所之中,对场所的修辞,对场所说话。”看来,中外建筑师在接手一件建筑设计案时的最初设想,都是在草图上画出的。朗香教堂最初建筑造型设想,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吹响的海螺。

一个建筑的构思形成,如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思。不仅需要艺术家的生活阅历与文化底蕴,还需要有灵感。陈世民是个细心的人,也是个有阅历的人。他到香港虽然没有做这种公共大建筑,但却对香港的建筑有了深切的体验。尤其对香港的高档酒店,他做过多次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拍照。

具有“购物天堂”之美誉的香港,其酒店比任何一个城市都耀眼。从70年代算起,香港有52所酒店,13347间客房。到80年代中期,酒店增至58所,共有客房20757间。1986年底,正在或计划兴建的酒店有17所。

对于投资商而言,建设一个酒店,要先拟计划,经设计、动工兴建再到落成后装修开业,至少要三年时间。这属于长线投资。因此,判断旅游业增长幅度,计算资金借贷、使用和回收情况,以及估算建设经费,研究什么地方建成什么样的酒店才有竞争力,是以豪华享受为主,还是以舒适廉价为主,都需要酒店投资者事前进行权衡并做出周密的可行报告。

美国权威财经杂志《机构投资者》每年均办一次全球50所最佳推荐酒店的选举,名次根据世界100名银行家的评审而定。这些银行家每年平均有70天因公干在世界各地住酒店。他们对酒店拥有发言权。香港丽晶酒店连续两年居于世界第二位。

这只是对酒店经营的研究,而香港酒店在建筑上与世界其他城市酒店相比,有什么特征,更是陈世民所关注的。他到香港第一天就买了一台日产小相机,揣在兜里到处拍照。他拍下各种酒店全貌以及可能拍到的细部,认真加以研究。香港是一个资信高度发达,竞争激烈,人口高度密集的繁华商业地区,因此酒店带有强烈的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特征。他将此概括为八个方面,如注重位置的选择与景色的妙用,配置购物商场,将有限空间用到极致,管理与服务的系统性等。

其中他尤其注重酒店的景色妙用,景色不但是用于养眼的,也是一种点缀。香港群楼拥挤之处,一定是景色最美妙的面海之地。那些错落拥挤的高楼像无数巨人在贪婪地探身海景。香港的海湾和太平山,是一切建筑特别是酒店建筑十分注重和千方百计要加以利用的视野空间。

海景不仅能为酒店建筑空间组织带来特色,同时也能为酒店经营带来好处。有美的海景的餐厅,尤其到了夜晚,酒吧能招徕众多的顾客,延长其逗留时间,增加顾客消费。沿港湾两岸而建的酒店无论是公共部分,客房部分,还是餐厅、酒廊都把海景列为争取利用的最佳目标。所以,香港最好的酒店,几乎都是建在具有海景的地方。

尖沙咀的丽晶酒店大堂,有一个两层高的空间,面向海湾。在这里的宾客可饱览香港太平山下自东面太古城,直到西面西营盘的港岛区全貌。又可观赏海面各种船只穿梭往来。等到华灯初上,眼前突现无数明珠瑰宝,璀璨夺目,简直使人流连忘返。这个大厅只有两层空间,但海景一边均被底层的咖啡厅、一层的酒吧和二层的酒廊所占据,每个下午几乎都是座无虚席。这样的大堂视觉设计,将五星级酒店的气派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香港建酒店,即使再好的海景,也不可能有南海酒店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南海酒店的建筑环境甚为优美,就在蛇口六湾一个突出海岸的地段上,填海所形成的带形场地,靠山面海与香港的新界隔海相望。”陈世民有了这样的观感后,如何“解剖”这个环境,找到整体的东西呢?

他认为酒店主楼与42米高的微波山并峙,如果主楼建得太高,势必要压倒山势,破坏均衡感,同时与邻近的蛇口工业区不相协调。他将主楼构思成扇形平面,环山而筑,也就是先把主楼平面用五个矩形单元和两个锥形插入体组成弧形构图,围山面海展开,而在建筑剖面图上,采取层层后退的手法,顺势沿山挺立。主楼分三段,A段与C段高八层,B段高十层,为了利用土地,还加建地下室,主楼高度为39.5米。

这仅仅是一个粗略的构思。接下来,酒店与山的关系如何安排?微波山与建筑对应的立面很陡,像一刀从头顶劈下来,与建筑的关系生硬而冷漠,如何能够让两者产生亲切感呢?

他在主楼靠山的一面,在B段第九层建有一座连接对面微波山的公路大桥。桥高28.9米,旅客可以由此上山迈步走向山林美景,融入大自然。等于让看多了海景的客人,转身再享受山间野趣。这条天道也可以引导山上游客直接进入酒店享受设施和服务。

同时,他还在主楼对面山峦斜坡上建有人工瀑布,瀑布从顶部源头16米高度开始,以7.5米的阔度,经四层灰色花岗岩顺势飞溅而下。层层延展,扩张成26米长的水幕,寓意滚滚财源涌入酒店。这面湿润的墙,因为水的流动,让墙体有了生命活力。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赖特笔下的塔里埃森石墙,一面有呼吸的墙,因赖特尊重了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的性质而闻名于世。

如此一来,建筑语汇丰富多彩,有山有桥有水,山也活了,水也活了,建筑空间也活了。建筑与山的关系被天桥和瀑布紧密衔接在一起,彼此不可分割。在正面除主楼倾斜呈层叠后退之势外,又将一组低层的亭廊安置在主楼前临海的宽阔绿化场地上,成为主楼和海岸之间的过渡空间,好似主楼建筑一直叠落延伸到海边,同时又让海滩上的树丛、草地扩展到建筑之庭院内,建筑与绿化相互穿插、彼此渗透,人们可以在丰富的景观世界里尽情享受,恍若寻梦,翩然而行,流连忘返。

为了增强建筑与山的联系,特意将进入酒店正门的车道移至山脚下,把酒店大门面山正对瀑布开设,这一反常规的做法,是很有魄力的,却恰恰变成了酒店的一个特色。酒店的南端与蛇口对外客运码头毗邻,北端直接朝向蛇口住宅区,为此在南北两端将公共走廊延伸出去,用两个开敞的四角亭收头,这两个四角亭就成了酒店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的过渡,把两端的环境勾连起来。

如此这般依照环境的自然条件来组合建筑的外部空间,是陈世民的一个自我超越,是他在香港学习体验的最重要收获,也是他告别昨天,走向新建筑的可喜转折点。因为他真正找到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建筑配合了环境,而环境使建筑增色,两者互为依存,互相借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最佳的选择。因此,这样的构图方案,成了南海酒店不可替代的建筑特色,就是说,它只能是南海酒店的,是种上去的,也可以说是“长”出来的,如果离开了蛇口搬到其他地方,这个酒店设计就不复存在了,亦无什么特色可言。这种唯一性,决定了卓越的审美特质。这就是他与钟华楠多次“论道”而得到的“真经”,他从此与过去的建筑理念告别,并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充分注重环境对建筑空间的协调作用,乃是避免建筑创作单调和重复的关键所在。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找到了最佳结合点,那么,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现代建筑中,人是建筑的主体,现代化的酒店中,客人应是建筑空间和一切服务设施的中心。让客人从进入酒店空间起,即感到亲切、舒适、高尚和便捷,从而让为客人提供服务的职工,易于从事管理和服务,提高效率。那么,要为南海酒店的旅客创造什么样的服务空间?陈世民很善于动脑子。他先从什么人可能前来入住着想。客源无非有四种:从事南海石油开发的外国厂商代表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特区从事投资,经营商业的公务人员;外国旅行团及回乡探亲人士;前来进行技术文化交流的专家、学者。这些客人大多是整天从事紧张的商业交往,或是暂时离开繁忙商业社会而出来度假、旅游。如果是紧迫的环境,深暗的房间、耀眼的灯光、嘈杂的餐厅及纯商业竞争的味道,对这些人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只会加重其精神负担,延续其烦恼心绪。而南海酒店所要达到的,是一反商业社会紧迫、喧嚷、压抑的空间格调,为客人提供轻松、淡雅、宁静、富有人情味儿的服务客间,让客人走到这里,便会敞开心扉。因此,围绕着大海,做足文章。

在做海的文章时,陈世民颇具匠心。他是分步骤进行,或者说是分乐章演奏的。我多次去过南海酒店,每次感觉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进到这个空间里对海的向往和享受。其实,从山脚下的酒店大门下车,便会被山壁上垂挂的瀑布所感染,水流成叠,有种舒缓感,会缓解一路奔波带来的急躁。酒店大门口略有些狭窄,但一迈进大门,便渴望着极目寻海。客人在大堂前厅办理手续时,会自然透过大堂、咖啡厅的流动空间而间隔观察到外面的天空与大海。这时候看到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海,调动了观者胃口的诱惑与向往。当办好手续被服务员带着乘梯穿行于走廊时,客人会有一种走在一座豪华邮轮的舱内之感,因为建筑的空间有轮船装饰感。

“及至打开房门,客人通常会在一脚踏进门里时,被整幅落地大玻璃窗摄取的海湾景色所惊动,会情不自禁地‘啊’一声,放下行李直冲到花草环绕的阳台上去饱赏大自然的风光。”陈世民写下这样的文字,简直是诗化的散文句式。从字里行间,完全可以看到他是个多么有性情的人。他在设计时,仿佛已经看到了迈进房间的客人那张惊喜的面孔,仿佛听到了那“啊”的一声惊喜。用心、用情、用力——建筑师能够做到这个份上,算是做到家了。

陈世民说,即使不是住在朝海客房的客人,也会在梳洗之后,下到大堂,穿过亭廊而徘徊在花园和海滩上。当你进到咖啡厅或餐厅时,你品尝的不仅是美味,还有大海的气息。

试想,如果陈世民不到香港,不感受香港人的高端服务理念,他怎么可能这样细腻入微、丝丝入扣地分析入住客人的心理需求呢?又怎么可能以此安排建筑的各个服务空间,组合有层次的空间序列,乃至建筑的细部处理,从而增加建筑空间的感染能力,把人与建筑的关系安排得如此自然妥帖呢?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建筑理念,在当时的内地建筑界,无疑是凤毛麟角,具有引领作用的。这不仅是陈世民个人建筑生涯的一次升华,也强烈地影响了整个内地建筑界。

南海酒店建筑构思新颖奇特,从主楼的横切面看去,临海方向的房间由低层开始,逐渐向上收缩,像一片扬起的风帆;靠山一面的楼梯层则像一支桅杆向上延伸。房间层与楼梯层的夹缝,由玻璃幕墙连接起来,整个建筑就像一艘帆船破浪而行。

这种行进感,是五组客房的推演,单元呈弧形排列,圆弧呈碗状的阳台是最出色的建筑语言,犹如梯田排列层层叠移,像音符一样有序,谱写出这个海上大酒店的韵律。外形与海面映衬,既是诗,也是音乐。尤其阳台造型,陈世民自己说,那是借鉴了新加坡当年的香格里拉酒店的碗状,而我却感觉不像碗的造型,倒更像珍珠。记忆中那是80年代中期,我头一次来深圳时,就有幸去了蛇口,就参观了这个建筑。那时的海水与酒店距离非常之近,从海这边看去,酒店的阳台呈弧状排列,那充满韵律感的阳台,在阳光下像饱满而闪亮的珍珠,半隐半露,那个印象太深了。这片白色质地的珍珠正好对应着一条泊在岸边的大船——明华轮。1983年由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调拨给蛇口工业区的这艘观光船,有着光荣的历史,那是因为1962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亲自为此船的下水剪彩。而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健步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欣然提笔写下“海上世界”。南海酒店与明华轮把这个海面空间装点得非常华丽,阳光万里,碧空如洗,令许多游人流连忘返。后来我又数次来到这个酒店,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

有一年春节,我乘船去珠海,从海面上回望,整个南海酒店的外观十分漂亮。这五组挂满“珍珠”的建筑立面,可以说像一个展开来的华贵屏风,犹如乐曲的五个乐章。

陈世民说这样的方案,前后经过半年时间,才被通过。据袁镜身记载:“这座酒店新颖独特的设计,受到了兴建单位的一致好评,特别是袁庚董事长对其更是倍加赞赏。这样便于1983年9月25日,由中国土木公司第二工程总队开始动工兴建了。”

那一年,陈世民48岁。

按常规,华森设计顾问公司是只管设计,而不管施工的,也不可能管施工。施工有专门的队伍。但陈世民则不同。他不仅要设计出方案,还要负责将自己的方案变成真正的建筑物。这个就是香港建筑师的服务方式,对建筑任务从设计到最终建成,要一跟到底!这对于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他从未有过将方案变成真正建筑物的经历与经验。从设计图纸开始,一直到交钥匙进驻。这种全过程体验,多少工种?多少程序?作为总指挥的陈世民,把设计、施工承包、现场施工监督,以及工程费用开支全部统筹起来,向南海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负责。两年多时间里,国内外28家承包公司,10000多种材料和设备,几十份合同,统统要经他之手组织协调起来,其复杂烦琐难以尽述。

这种工程总承包形式,在当时的内地也是没有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文推广工程总承包也是在其后。陈世民是内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整日里奔波,在香港与蛇口之间,在这庞大而零乱的工地上。多少个夜晚睡不好,这期间的两个春节,他都没有离开工地。

工地上干活的是两拨人马,完全不一样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面貌。

陈世民很纳闷:内地这个施工队伍,有总经理,还有书记。一级挨一级的领导,还有经理,还有支部书记,下面还有工程队,队里边还有支书,等等,一系列的领导,还有更大的官——局长。而香港的公司呢?他们到了工地一窝蜂,见不到领导,只有一个头儿跟陈世民接洽。他只看见他们闷声不响地一天一夜都在干活,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动员,没有人吆五喝六,去盯管你。唯一的那个当头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从来也不开会。需要做什么,他三句话就交代完了。后来,陈世民就问他们,你们这是咋回事?他说我们很简单,你陈总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我就去把它分解出来,你张三今天做什么,明天李四做什么,后天王五做什么,你做这个事情是多少钱,所以你找两个人做还是找三个人,是一个承包制,进行分包;所以他为了能够拿到这个,可以从早干到晚;所以我刚才对员工提出来的,时间就是金钱。他们当然抢着干了,还用你去动员吗?

在拆模板时,所有的墙体都鼓出了大肚子,因为模板歪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很没面子的。面临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中土”的一位局长马上找到陈世民希望他高抬贵手给予放行。理由是咱们都是内地人,这事是常事儿,捂着吧。陈世民想,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捂住呢?越捂越坏的。质量问题是大问题,必须要严格对待。他跟负责监理的美丽华股东商量该如何处置,美丽华这边不愿得罪人,就又推到陈世民这里让他处理。

陈世民是建筑师,有着职业的认真度。在这个工程中,他什么都要管,尤其他更看重施工质量。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出现质量问题。虽然都是从内地来的,大家都不容易,但是,越是这样,就越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否则,你还怎么样带好队伍?

那个局长的心情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局长的做法他是极其不赞同的,就像一个家长,如果不严格要求,就会起到坏的作用,就会对孩子的错误予以纵容。他必须沉下脸,一不做二不休,不能顾及任何面子,否则,下一步的施工质量更加无法保障。于是,他干脆发了一份停工通知书。这对“中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位局长闻讯后,马上请他吃饭,还抱有幻想,希望陈世民能够放他一马。但陈世民的态度也让他不能不退却。既然出来混,那就要有真本事,就要拿出最好的态度,最好的产品质量。这就需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出了问题只能停工整改。

陈世民说他那时特别较真儿,一看到不好现象就立刻冒火,立刻给予严厉批评。

经过这次打击,“中土”又派了一个新的经理,开始了整改。陈世民等于给这家公司上了一课。由于这种毫不留情的举措,才使后来的施工进展顺利。

陈世民那时要经常回香港的,当他从香港过蛇口来,差不多要晚上才能到工地。而一到工地,马上就会发现问题,马上就拍桌子发脾气。管工程人都会变得粗暴起来。这对只在温室里画图的建筑师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我太太来看我,到工地,老肖对我说,你让她坐下来喝杯水吧!”陈世民那时连请太太喝杯水都顾不上。

他们还跟他太太说,你在工地要小心,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蹬块砖伤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并不懂。因为陈世民对工程要求太严,骂人太多,弄不好,也是会遭到暗算的。

“我们华森当时还没有办公楼,租的农民房子。每天晚上钻进蚊帐睡觉,根本没叠过被子。蚊子叮得厉害,就用报纸缠在腿上。那时候我们进行了比较,还是比下放劳动那时强,再苦也算不了什么。韩工过来看我,跟我一样,在蛇口钻蚊帐。她那时也相当艰苦,她从北京那边过来为深圳剧院做音响设计。每天一早就从蛇口去深圳上班,乘那种破旧的中巴车,边开边敲车体,吆喝下面乘客上来坐。一遇到人就会突然中途停车,根本不管到没到站。她第一天晚上到深圳来,我在蛇口,相距30公里。她是出差来深圳的。她要来,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接她。她也没找我,而是找市里重点工程办公室,可人家全下班了。去找个地方住嘛!北京当时出差补贴一天一块钱。她去找路边警察。警察就领她去找酒店,便宜酒店全都满了。警察便领她到家里去,警察儿子还不高兴呢!怎么领来了一个女的?我后来还写了一封感谢信。那时候警察多好。当时没有手机,第二天她才找到了南海酒店工地。我想,当时要出了什么事儿就麻烦了。”他深长的一声叹息。

那时候他太太过来如何挤进他住的那种农民房子?又是如何在沾着压死蚊蝇的血斑的硬床上入眠?她是否会遥望对面的工地,期盼有一天能够住进这高档的大酒店呢?!

南海酒店工地前后经历了三年的施工期。多少个日日夜夜,陈世民肩负着从未有过的责任与压力。他的身影在工地上随处可见,总是那么精神百倍,那么不知疲倦。他还像年轻时一样,工作起来不要命,没黑没白。走路还是那副架势,笔挺着腰杆,步履矫健如飞,机敏神速,说话也还是那么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但是,与他在一起的人却突然发现了他的变化之处——开工时,他一头浓密的黑发迎风傲立,却在这三年间不知不觉脱落了,稀疏得像一层烛光映透的纸张,透出了头皮的暗红。等到建筑物竣工之时,他已经谢顶了,额头光秃得像个沧桑老人。他在镜子前惊愕时,泪水悄然而下。

袁镜身记载:“正是由于他协调组织得好,整个工程进展迅速,于1985年8月全部建成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可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许多年之后,陈世民说到这事情,仍面露悸色。那一次他在北京从天气预报中得知深圳刮台风,便坐卧不安了,第二天一大早乘机赶往深圳蛇口的南海酒店,眼前一片狼藉,外面被狂风暴雨洗劫后的“惨状”历历在目,大树倾倒出一派颓相,雨水从大堂的顶棚上面一直淌下来,淌到大堂里,把样板房的地毯全都泡坏了。

当时袁庚正巧带着几个人在大堂里参观,一看到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训,雷霆万钧。没有赶上昨夜暴风雨的陈世民,却劈头遭遇了袁庚的雷霆之怒:“陈世民!你是怎么搞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成了什么样子?!我要向全世界宣布南海酒店建不成了!”

袁镜身记载的是,袁庚把华森设计公司的总经理程文生和陈世民召来,恼火地质问:“你们怎么设计的呀?我要向全世界宣布,届时不开幕,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袁庚当时说的话,袁镜身和陈世民的回忆稍有不同,但“我要向全世界宣布”这句却是言之凿凿,可见袁庚当年的气派。

陈世民当时被吓住了,他平生第一次领略到首长这么大的脾气。他当即表态说,我们尽快来处理这个事情。总经理程文生主动替他承担了责任,并和他一同找了施工单位一起检查。原来是在施工时把阳台和房间门的防水层漏掉了。按图纸每个阳台都补了防水,并浇上水做试验。

陈世民回忆,他被痛训之后,在院子里又碰见了袁庚,袁庚便问他怎么样啊,虽然脸色是硬的,但声音是软的。那意思是对发火一事表示缓和,也是一种歉意的表达。他说,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我的处理还是对的。我们及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台风是不可抗拒的因素,领导对事情要求很严格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世民还记得一个细节,谷牧来蛇口,袁庚陪同谷牧,见到陈世民时,显得非常客气,马上给谷牧介绍。谷牧与陈世民握手,夸奖了南海酒店。

陈世民的第一部专著《时代·空间》中有幅照片,是在刚刚落成的南海酒店工地上拍的。照片上的陈世民不像一个建筑师,倒像个工段长,或者材料工程师。因为他站在一堆乱石间,一脚高一脚低,而他的两手则放在支撑架的腿膝部,身体也顺势寻找到一种不平的平衡。这张照片上的他很清瘦,面色黝黑,一副苦相。照片下边标的字是:“作为项目经理,我还负责施工进度和质量,随工程进展在地盘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海酒店的装修。当时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完成装修。即使在香港,这样的建筑完工后也是要交给外国人去装修的。外国人见多识广,做这种高档的室内装修已经相当有经验了。而陈世民却从未搞过。股东不相信他。争执结果,先要拿出八个房间做样板,外国人做四间样板房,陈世民他们华森公司做四间,然后进行比较。至于评委,找的是世界权威,不是从国内找,而是在外国找。

陈世民当时找了两个学工艺美术的学生来帮着他做。他感激香港美丽华大酒店的支持,派人陪同他到世界各地参观高级宾馆,以开眼界。他看到了好多高档次的五星级酒店的内部装饰,结合东方特点,与学生做起来得心应手。他的装饰理念是室内装修与室外主题的大海相呼应,做成夏威夷热带酒店的风格特色,格调清新典雅,赏心悦目。他还大胆地将中国古典太师椅改制为沙发,充分体现了中西合璧。

等到中外各自的四个样板间都做好了,开始PK时,外国评委们拉开架式观看、评比,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欣赏陈世民样的样板间。有评委感到十分惊喜,其中一位英国评委当即拍板盛赞陈世民装修的样板间,并鼎力推举。他说,他还以为这是外国人装修的呢。他离开时,陈世民把他送到码头,他站在那里对陈世民感慨道:“看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呀!”

陈世民感慨:“南海酒店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磨炼与痛苦,铺垫起我设计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她使我获得了从建筑之设计到交付使用的全部知识,获得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学会了如何去管理一个大型工程项目,体验到作为总建筑师如何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南海酒店是中国第一家叫作“大酒店”的豪华空间,而陈世民也是由此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建筑师中的实战第一人——将设计才能与管理才能融为一体,再加上装修一条龙服务管理,这等于是一个全能运动员,能够经受全方位考验,并且能够胜任,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建筑界,他的确是第一人。

没有人会知道他经受了多少委屈,扛住了多大的压力。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南海酒店工程到了后期时,费用已经超支了80万。

他就给董事会写了个报告。结果,董事会突然召开,四家股东全都到齐了。会上,董事会提出要弹劾他。美丽华这一方就突然冲陈世民来了,质问他是怎么管理的?超支80万,就用设计费来赔。

接下来他们挑的第二个毛病,是房间的壁柜进深不够。这是因为混凝土没打好,当时也没有建酒店的经验。但令他奇怪的是,美丽华是监理公司,他们弄了个报告,事先也没有给他这位管工程的建筑师看一眼,就突然在会上提出,弄得他束手无策。一个内地的建筑师,既不是搞工程管理的,也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突然面对英国的工程管理模式,这是多大的差距!他一下子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他为此寝食不安,仔细去想,找原因,如何维护他自身的利益。他觉得这中间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他们是故意用这个来压人。他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原因,是对内地人的一种排挤。不管什么原因,他就必须要为自己找说法。他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并且也到董事会上力陈:

“董事会给了我多少钱?一亿八千万,可是谁说过就让我使用这么多钱?我把钱管得很严,每一笔钱都经过董事会,都是你们批的,现在执行期间超支了,责任是谁的?你们谁给我规定了我不能超支?即使是一亿八千万,它的5%是900万。1%还是180万。我们做工程,一般都有3%到5%是不可预见费用。我80万才占多少呢?微乎其微的一点数字。难道你们说我就不能有一点预计的费用?这不公平嘛!你们这些董事,每个人见到我时都说,老陈你要把工程搞好,搞得好点呵,但你们却没有人替我想想呵!”

他接下去继续慷慨陈词:“再说壁柜的事,你们看我图纸,上面画的尺寸是对的。可能是我的监管不力,但你美丽华是监管公司,也派人在工地,为何发现问题不及时跟我说,而是现在跟我算总账呢?”

他说得气势逼人,一时令他们哑口无言。

陈世民说,他原来对董事会蛮尊重的,每月开一次会,吃一顿饭,他去会上讲讲工程进度情况。大家都对他很友好。但是现在,他感觉这些人并不友好。将这些东西扣到他身上,真是别有用心。

那几天正巧他太太从北京过来看他,她一进门就被陈世民吓了一跳:怎么突然一下子瘦了这么多,脸色灰扑扑不像样子了,简直成个小老头了。太太问他遇到什么事了?并帮他分析。经过认真梳理,他还是想明白了原因:利益使然。

几家股东开始都想掌管施工权,管工程自然能有好处嘛。汇丰银行开始要管工程,大家不给他管,美丽华有监理权,他们认为工程合乎标准,就能验收,他们要是认为不合格,就不能验收。他们用了陈世民和“中土”这帮土包子。记得他们有一次要用很贵的空调,用很贵的德国进口的砖,陈世民就去跟招商局领导汇报,他强调说,那个砖很贵呵。空调哪里没有?何必偏要到美国去买?其实,他这样汇报是很傻的,根本不知道深浅。人家就是要通过使用这些“贵”的东西,才会得到个人好处,结果让他这么一汇报,坏了人家的财道。本来都是他们定的嘛,只不过采取建筑师负责制,要他批,走一下过程而已。他又何必这么较真呢?

唉!他感叹:要是像现在这么有经验,肯定会批的。对我们也有什么好处嘛!所谓的好处就是到美国买空调时,我可以跟着走一趟。这个潜规则不懂,就会得罪人,人家就会给你小鞋穿了。

他想想自己真是傻透了!那么抠着省着为工程节约费用。到头来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错就错在他不该那么死心眼。

交学费吧!行规、潜规则,不懂行吗?行业的水深着哩。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超支的80万并没有算在他陈世民头上。而房间壁柜出现的问题,也及时得到了修整。

这个从无到有,从里到外,从始到终都与他相伴的大酒店,鲜亮地耸立在蛇口海边,把海面衬托得波光闪耀。它近乎残酷地让他完成了从一个计划经济建筑师到市场经济建筑师的真正蜕变。它也就此照亮了陈世民的人生,照亮了他的建筑梦。南海酒店不仅是陈世民个人设计生涯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建筑师的里程碑,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酒店业的里程碑。它像一盏造型新颖的灯塔,屹立在中国南方的海面上。

南海酒店开业的时候,场面隆重而豪华,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谷牧副总理也到场了。他盛赞南海酒店建得好。装饰一新的酒店大厅,高敞的、有层次的空间,在开业典礼的时候,显得格外亮眼。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陈世民的汗水与心血。谷牧副总理为此要热情接见陈世民,却不承想陈世民临时不见了。

庆功宴席在热烈的节日气氛中开始,来宾喜笑颜开纷纷举杯庆贺,独独少了陈世民。他是功臣,是酒宴的主要角色呵,四个股东方面的代表,都希望此时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而偏偏此时到处找不见他。他到哪里去了呢?

谁也想不到他此时已经无法承受庆功的气氛了,正一个人悄悄躲在酒店的一个角落里。他在捂着脸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男儿真的有了装不下的泪水,不弹怎么办?统统吞进肚子里行吗?三年间,陈世民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辛酸!这个硬汉,早就想哭一回的,没哭的原因只是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哭。

他经历了不平凡的忧与乐,在双重压力下,终于挺直了腰杆,朋友们说:“在你没获得香港建筑师牌照前,你已经争取到了一张国际认可证。”

领略了大世界大风景的人,才可以去创作大作品。南海酒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大手笔。

很为陈世民高兴,这座酒店在建成20多年之后,全国建筑界搞了个中国一百年一百个建筑作品评选,南海酒店榜上有名。全国那么多城市,那么多建筑,有很多城市没有作品入选,而深圳建了那么多楼群,也仅一座南海酒店获此殊荣。这既是对陈大师的肯定,也是对深圳的肯定。

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办公室有一份简报,1986年第二期,简报确实够简的,油印的,那个时代印刷的汉字,墨迹不匀,但每个字都是认真敲打上去的,字字动人,对南海酒店的成功,做了最真实的报道。题为“精心设计,为国争光”。

那时候,南海酒店确实为国争光了,也为袁庚争光了!袁庚每一次带海外重要客人走进南海酒店时,脸上都会洋溢着一种得意的笑容,他希望人家好好看一看这个酒店,也希望人家能够赞美这个酒店,就像赞美他的孩子。

南海酒店花了两个亿港币建成,建成后试营业时,余秋里副总理作为第一批入住贵宾,在这里接见李光耀之子及参加石油会议的中外人士二百多人。副总理第一个光临酒店,他很兴奋,很欣赏酒店的格调空间,并说要请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来看看。一天早上他在酒店碰见陈世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夸奖道:“这个设计很不错,很有特色,我看很成功的嘛!”他希望多请些香港人士过来看看,他是希望将我们自己设计的作品尽量向外展示!

他十分关心华森公司的情况,并欣然题写了“为国争光”四个大字。陈慕华、姬鹏飞相继而来,也对酒店盛赞有加。姬鹏飞说,想不到蛇口会有这么好的一家酒店,具有国际水平!

谷牧来深圳,一到蛇口,就由袁庚陪同仔细参观了南海酒店,袁庚将陈世民介绍给谷牧,谷牧赞赏地说,不错,比我预想的好多了,出奇地好呵!

袁庚问谷牧,比北京长城饭店如何?谷牧回答很干脆,我看比长城好!接下来他说,我随总理出访非洲十一国,没见到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总统包房。接下来又说,昨晚香港的一位房地产老板一直在谈这个酒店,大加赞赏。

袁庚说,很多外国人来参观,都怀疑这个酒店是不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霍英东也过来看了,连说难以置信。袁庚提议:看来应该刻个碑,写个说明书!

袁庚确实有远见。只不过如今的南海酒店仍不见立什么碑。只是在顶层幽暗的走廊墙壁上,搞了一个《南海名人廊》的宣传板,上面有不同时期来过这里的国家领导人照片,有1985年来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1986年抵酒店下榻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谷牧,198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按下榻时间先后,还有班禅、彭真、田纪云、宋任穷、朱镕基等。还有大幅南海酒店正面彩色照片,以及一些记录了当年的建筑工地场景的照片。我仔细分辨着,可惜在众多照片中没有找见陈世民的影子。

酒店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豪华中的豪华,风光中的风光。全世界最好的酒店在哪里?是哪一座?谁能说得清楚?恐怕难求一致答案。迪拜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希腊阿奎拉瑞瑟蒙海岸酒店、意大利卡萨安吉丽娜酒店、巴厘岛乌布玛雅度假村、新加坡民丹湖度假村……这些超一流的酒店,引领着人类的享受登峰造极。然而,当人们有幸去那里尽享风情时,又有谁会记得这等豪华酒店究竟出自哪位建筑师之手设计的呢?

三、左冲右突:姓“社”还是姓“资”?

陈世民回忆初到香港那些日子的感受,使用率最高的词就是:反差。他在来香港之前,是从来不会谈生意经的。

成立华森时,虽然说是股份制公司,牌子也是这样挂的,但森洋股份只占小股,微不足道,所以华森公司实质上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还是国营企业。一切管理都来自北京,来自国家的大设计院。在他的感觉中,他的头儿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有所改变,其他什么的,没见变化,好像还在北京坐办公室。完全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尤其是人的头脑意识,怎么就那么僵化,不肯改变呢?

如果说陈世民在生活上尽快打造自己,增加必要的修饰和文化素养,是为了能够适应香港社会,免得被人看不起,那么,他在业务上的发奋努力,就是他渴望提升自己,尽快找到一个建筑师的真正感觉。他珍惜机遇,珍惜环境。在华森的一行人中,数他最年轻,也数他最抓紧时间。

“夜总会,我一次都没去过。”他多次强调这句话。虽然他经常从灯红酒绿的夜总会旁边经过。

由于所有往来文件都是英语,与香港人打交道,到处都遇到语言问题,就逼着他学英语。香港人根本不懂说普通话。为了尽快过语言关,陈世民报名去英国文化协会学外语。那里开办外语班,是要收学费的。公司不给出这笔钱,他陈世民想办法赚了一笔设计费,并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学费。

来香港之前,他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到这里来会这样不舒服,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均让他倍感压抑。

在香港必须要靠自己,而不能靠任何人。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别人需要你,那么就会主动地想方设法来找你,你不想见都不行。然而,如果你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人家就会把你遗忘。人家为什么要找你?没有利益何必要接近你?所以,在香港就是要体现出每个人存在的价值。

陈世民想,毕竟是国家派来香港的,也不能整天无米下锅吧。他打算主动去联系,主动找米。香港的王董事务所很出名,做得规模很大,很令业内人士羡慕。陈世民便主动给这个事务所写了一封信,如何下笔,他颇费了一番脑筋,字斟句酌。他诚恳地希望跟他们取得联系,去他们那里看看。他把信发出后,便数着日子盼回信。结果,三个月过去了,如同石沉大海。

看来这个事务所很牛,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陈世民不死心,就又给另一个事务所写信。这个是王欧阳事务所,在香港也是有名气的。他这次写信,遣词造句更加谨慎客气。他是希望通过这封信彼此增加了解,建立联系。

信发出后,他又一天天盼着回复。一周过去了,没有回音,两周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但功夫不负苦心人,在第三个礼拜眼瞅着就要过去时,他终于收到了回信。这是人家对他们的认可,令他非常欣慰。回信很客气,并且他们还派了一个人带着陈世民他们去参观了希尔顿大酒店等重要的建筑。此前,陈世民已经十分关注香港的著名酒店,如尖沙咀的丽晶酒店、中环的文华酒店,还有那些大商场、那些空间,他都去看过,他穿梭在这些豪华的空间里边,仔细记录,归纳出了他们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他在后来的书中都对此做了详细记载。在这种参观当中,他进一步体会到香港的建筑与内地的多种不同,他也从与对方的交流与探讨中,增长了很多见识。最令他欣慰的是,他们得到了王欧阳事务所的帮助,事务所答应有个项目给他们做。

努力工作的人,终归是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的。新来的领导观察了陈世民好久,见他不仅没有叛逃的迹象,而且还那么拼命地工作,深为感动。

话说这时,陈世民正在全身心投入南海酒店这个项目中。

那几天的香港,天气与他的心情一样压抑。他一有机会还是要往外面跑。

香港的建筑是看不完的,对他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乘坐机场大巴,去机场参观。途中,却突降大雨。大巴车前挡风玻璃被狂浇时,疾速下滑的水如塌陷一般。他没有带雨具,担心下车后会被淋湿。却不承想大巴一直开到了机场候机厅门口停下来,头上方有一大片雨棚,根本淋不到雨。下车后,大巴车的脚踏阶直接挨近地面,箱子根本不用拎,可直接拖出来。全部入口都是玻璃自动门,拉着箱子进去,太舒服了。这种细腻的感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那时候内地还没有具备这样服务设施的机场。他下到底层的出航部分,看到大群的接站人在等候着从两条通道里出来的滚滚人流,然后门口出租车络绎不绝地及时把人输送走。对面就是多层停车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人流、车流交错有序,紧凑而舒畅。

正是这样的印象,这些细节,为他日后设计深圳火车站做了铺垫,令他在复杂空间处理上,充分关注上下车人的方便程度,从中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

他在后来出版的《写忆·空间》一书的开篇写道:“每当在这些建筑空间中实地解读时,便会体验到它的空间功能分布、空间序列组成、空间与环境渗透性、空间装饰效应等,都散发出一种高超的资源运用与整体环境的整合力。一些优秀的建筑所整合出来的空间,不仅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匹配,与文化传统相呼应,与时代科技相合拍,而且营造出一种超强的精神震撼力。当你一旦深入到这类建筑,常会感到心情激动,流连忘返。即使离开后,还能禁不住手写笔画地勾勒出那些新鲜的记忆与体会。”

在香港的那些日子,与后来他徜徉在世界各地建筑经典之中时,他就是这样一次次地一笔一画地记录着他所感受到的“整体环境的整合力”,他是工作学习两不误,用足了每一秒钟,却只是耽误了给妻子写信。

妻子韩琳也是建筑师,他们那么久未见面了。说什么他也不会想到,突然有一天,妻子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她事先没有告诉陈世民要来探望他,本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的,结果自己反倒被丈夫的住处惊呆了。完全想象不到他的工作室竟是这个样子!她如梦初醒般不敢往前迈步了。

这么小的屋子,竟塞进了两张床!原本陈世民一个人住,就已经够挤的了,北京那边又陆续增派了几位,看似为了加强华森在香港的力量,实则是添了麻烦。华森的牌子挂出去了,也像香港人那样把牌子做得很大很醒目,老远就可以瞅见,然而,业务开展得却不见起色。到这里来混的人,也不能不说是个好地方、好机会。其中就有混了几年,打道回府的人。而像陈世民这种卧薪尝胆,为建筑梦想而拼命努力,分秒必争的人,也确实鲜见。他在这个公司里,像落潮之后的海滩上兀立的一块礁石,最容易接受风吹浪打,也最容易被人们关注。羡慕嫉妒恨之类的各种情绪,也纷至沓来,给他带来的伤害是无法想象的。这还是后话。

居住的条件,因新来者插足,而变得愈发捉襟见肘。他们四个人的单间,统统都被安放进了床位,变成了双人间。就连他这间最小的屋子也不能幸免。两床相对,中间的缝隙窄得腿都难插,真不知道他们每天如何站直身子下床。就是在这样的小屋子里,堆满了资料,天上地下铺满,这使闷热中的屋子,更加闷热。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旋转得很滑稽。

那一瞬间,韩工她看懂了丈夫的香港生活。这哪里是花天酒地的资本主义生活呀!她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她非常心酸。

想到他一个人在这里,每天都是埋头工作,正是炎热的夏天,热得光着膀子,图纸上沾得一层汗湿;想到他买新式电风扇自己不用而捎到北京家中,想到他一次次把很多好东西往家里买,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享受不到,甚至连口吃的东西也找不到,尽管他们夫妻同患难,共甘苦,但那是在下放改造的非常时期,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哪里会想到他来了香港这样让人羡慕的地方,却在受这份洋罪!这是何苦?!她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劝他:我们回北京算了。别在这里受洋罪了。

陈世民安慰妻子,他说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只要把工作局面打开,一切都会好的。

他在香港确实学到了很多细微的东西,他不仅善于发现,还善于总结。他将这些新鲜东西都记在日记里。

“上午与下午均与西南设计院同志开会,研究海丰苑的设计问题。明显看出内地做设计的同志一是缺乏经验,看来是缺乏高层建筑的实践,当然对香港特定的使用条件更不熟悉;二是大手大脚惯了,对面积的精打细算和利用,层高空间的利用不够细致;三是各工种协调性差,强调各自的合理性;四是图纸表现比较粗糙,可能在有些地方又太烦琐。这是我们经常犯的毛病,但在外面干了一阵子回过头来看就更清楚了。”这是6月1日的记载。

12月20日中午12点05分,他记下了第一次在九龙见到一身英式装束的女警察,很神气。他边走边瞅,都走过去了,还回头瞅了几眼。

12月21日,在到九龙去的路上,首次搭乘了香港地铁,他左顾右盼,找不见服务人员,也不知怎么买票,完全是自动检票,而后乘自动滚梯下到三层,在他眼前过厅和站台都比较开阔,非常舒服。车速很快。

第一次参观太古城新村也有清楚记载:“太古城新村,这是香港正在边建边售的住宅区,看上去挺像样子,参观了一个样板间,有家私陈列如下(他画了一张详细的室内平面图),塔式住宅24-5层,沿周边组织布列,临海一边面北有码头通往香港九龙,住宅形成内部院落,底下两层是停车场。上部是花园……”

那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想到日后他会落户香港,而他选择的住宅正是这个太古城。太古城是香港名人喜欢居住的地方,陈世民在这里领略了许多名媛。他看到过张曼玉素颜在一家小店里吃早茶。他就坐在她的对面。她发现他在盯着她瞅,倒也未去理会,他好奇心所致,问她是不是张曼玉。她告诉他:是的。他说她有五十多岁了吧,老太太了。他笑谈这些,像个老顽童,充分体现出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听陈大师多次说到太古城,北京三里屯也有个太古城,显然是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由此,我多次萌动去太古城看一看的念头,却始终不曾得到机会。前年的一天,我终于在香港街头有了闲暇,于是便去了太古城。那是一些陈旧了的楼房,城的概念是一圈楼房,而非城墙什么的。海在哪里呢?没有找到。我在周围转了几圈,与想象中的那个太古城有很大的不同。我也不知道陈大师曾经居住在哪一栋房子。而那些昔日的明星,更是难以撞见。由此看来,人与建筑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融入的关系。要想亲切起来,就一定要与记忆密切相连。

陈世民的记性真好,而且每件事都有笔记。在他的工作日记中,记载了一次跟钟华楠先生同行四川的经历。

“快下班时,头儿找我,说钟华楠正式发出邀请,希望我陪他旅行,兼做广州植物园设计方案。”在别人看来旅行好似一趟美差,7月中旬,正是四川的炎热季节,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了。

7月4日的记载:

中午与钟华楠、张肇康吃饭,介绍他们认识并正式通知钟华楠旅行计划内地已同意。席间谈到民族形式问题,他们认为内地搞民族形式是先有形式,然后凑内容,是受传统束缚太深,这种途径不对,应该是先把建筑的功能、环境、适用的问题解决好,再看哪些地方突出民族特色。

7月13日,陈世民开始全程陪同钟华楠旅游参观。他们一行启程离港赴广州,然后去了云南。一路上,钟先生游山玩水,而陈世民却一直惦记着工作,特别是关于广州植物园的设计方案,令他心里不踏实。到四川游三峡时,在去往白帝城途中,滚滚长江,一片壮阔。顺流而下的船走得飞快。天气太热,闷得受不了,加之船舱里他的床旁边就是厕所,气味熏人,船驶出不久,他就昏晕起来,几次想吐,硬挺着,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机会跟钟华楠讨论植物园方案。

钟华楠叼着大烟袋锅子,烟雾在长胡须间断续地飘浮着,话语却一刻不曾停歇。他提醒陈世民:不要先设想一个什么样子再去凑,而是要从环境、气候、地形使用要求的分析上着手,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他正要接下去进一步深究,却不承想从心底涌起一阵恶心,只好用手捂住嘴,躲闪开来。吐出来之后,心里并没有舒服,因为话题中辍了,他的植物园方案仍然让他如鲠在喉。

他是个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人,即使一路美景美不胜收,他也仍然心系方案。当然,这一路上除了辛苦之外,他从钟华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建筑文化与建筑理念方面,他获益匪浅。

7月24日:

今天一天会,定下来建筑的修改,空调、电气房的位置,此次来成都的任务算是完成得很好。他们去什么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我一个都没有去看。

既为工作,也为朋友,只是苦了自己。那么多美好的景点,他都一一错过。其实,即使他步入了景区,也是无心观赏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南海酒店为华森挣来了一千多万,而当第一笔七十万设计费到账后,程文生便马上决定在蛇口买一栋住宅楼,他们都迁进去了。从此,华森有了基地,有了大本营。

在香港那边呢?他们也适时搬出了属于黄汉卿的森洋公司的诚信大厦。告别了原有的办公室。那是寄人篱下的地方,仅有两个办公空间,从电梯出来,一步就能跨进来。外边看,一个玻璃窗终日用帘拉严,那是头儿的房间。他们其他几个人是在里面的一个房间,像藏在那里似的。而搬到了鳄鱼恤大厦,好楼盘好地点,23层的大厦,尽管在香港叫大厦的建筑不一定就大,而这个楼却算得上体面的大厦了。在中环那里,出行极其方便,从地铁口一钻出来,就能乘电梯到达公司了,真是扬眉吐气。

200多平方米,很现代的办公空间。差不多等于每人拥有了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会议室。会议室平时不怎么开会,闲着,他们就在那里吃饭,说说笑笑,倒也乐在其中。

鸟枪换炮了,体面多了!至少一进门的感觉就天壤之别。门口有了一位小姐替他们守摊,小姐相当于秘书,每天以一种礼仪式的笑容迎接他们,使他们枯燥的生活有了亮点。心绪焦躁时,他会踱步到窗口远眺海景,从大厦任何一扇窗户望出去,都能把香港尽收眼底,尤其能越过建筑物看到海面的宽阔与亮丽。每当他立于窗前观望时,心胸便会因此而敞亮开阔起来。

华森日子好过了,队伍也扩充到十来个人。总经理程文生在南海酒店这个项目中,不仅看到了陈世民卓越的设计才华,也看到了他超群的经营能力。因此,程文生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让他牵头成立了华森公司装修公司。在香港既然不能揽到设计项目,那就多搞些装修,装修来钱快。

他们在大厦下面又租了个办公室。招聘几个人。招聘过程中,陈世民这位装修经理并不情愿去做这个事情。他觉得搞装修,有点类似室内设计师,这有点偏离自己的建筑梦想。他的理想是搞大项目,搞独特的设计方案。然而,在香港市场搞设计,简直寸步难行。人际关系融不进不说,资质也不被认可。人家一定要英国大学毕业的建筑师,学历要求相当苛刻。香港大学嘛,也还可以。至于清华大学,香港当局政府都不承认。

资质问题,一直是华森和后来的华艺公司为之困扰的事情。我们内地人到香港做建筑,受限的地方太多了,最大的受限,就是你作为建筑师的执业资质。除此之外,就是对香港的规范不了解。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执业经验,你要在人家的事务所工作一年以上,经过人家的考试,才可获取经验,拿到资质,人家才会认可。但你就算是拿到了资质,也未必能拿到项目。这就是人家的地方保护。

何况,你跟香港那些财团没有关系,更加无法开展工作。而在内地,其优势就显出来了——你在内地有你的人脉关系,而且你头上又有香港的光环。这便是陈世民在华森也好,华艺也好,选择了深圳作为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之英明所在。

当内地成了一个巨大的令西方人眼红的建筑市场时,他们香港人也想挤进来,取得内地资质,这时候,便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了。我们想出去,他们想进来,正好搞互换嘛!陈世民说第一批10个人,他就是第一批的。如今,他还是香港建筑会的会员。

香港有10个建筑师获取内地资质。我们内地也有同样的人数获取香港资质。然而,陈世民虽然获得了香港资质,却还是不能在香港执业。他必须在香港一个公司待上一年,还要经过他们面试,才可以“出徒”。而他那么忙,怎么可能去那里待一年呢?这就是陈世民在香港遭遇的尴尬。他可以去加拿大、日本等世界各地搞设计,做项目,风风火火,却不能在香港独立做设计。因而,他在香港那么多年,仅留下一件作品:沙田宝福灵堂。

这个建筑还是在1986年他被迫离开华森,到了中建总公司香港海外公司时接手的。这是一个仅有2200平方米,功能独特的小建筑。这个项目与钟华楠事务所成功合作。陈世民承担全部设计图,而钟华楠事务所负责报批及对各专业事务所的统筹工作。工程经历了两年设计建造期,于1989年正式竣工。

此建筑依山就势,尽显唐宋神韵。五层古塔下穿插了别致的庭院小品,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创新布局,在香港同类建筑中独树一帜。托鬼神之福,沙田宝福灵堂建成后,成为香港售价最高的灵堂。

四、不同人生:创造力与活力成正比!

从上一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传统型的,过于规矩。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他与陈世民读书时就在一起,在香港时也在一起,后来他被招到华艺建筑顾问有限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他的年龄比陈世民小一岁,但看上去一头华发,已经是十足的老先生了。

但凡称作老先生的人,会有几个特点:举止典雅,说话慢声细气似乎没有足够的气力,走路步履轻慢像怕踩死蚂蚁;反应迟缓,谈话时显得注意力不集中;对眼前的事情容易淡忘却喜欢回忆过去年轻时的事情……我将这位老先生与陈世民进行对比,他们同样都是建筑师,同样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建筑系毕业生,同样是从事建筑工作,但为何彼此差异如此之大?从穿戴到谈吐,整个形成反差:陈大师穿的是一件皮夹克,立领的,很时尚,夹克皮质薄如绸缎,衣领处还系一条丝质围巾,一看就是有档次的那种牌子。而这位刚刚从香港过深圳来的老先生,着一件普通面料的上衣,说不清楚牌子。裤子是那种老式的肥裆,与20世纪的内地人打扮相似。他是从华艺顾问公司香港那边的公司退休的,而且一直定居香港。若从1979年他去香港算起,如今他已经有了30多年的港龄了。但从他身上依然弥散出20世纪内地知识分子气息。

他说话声音很弱,要仔细去辨。

王先生比陈世民早一年到的香港。他岳父在香港生病,当时无人照顾,他便跟太太来了香港。他说他跟陈大师的老伴韩工是中学同学,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韩工在学校时非常出众,文体活动都出尽风头,有众多男生打她的主意,而陈世民那时候很不出名,却赢得了她的芳心,这让他们这些男同学感到羡慕和费解。

那个年代他非常活跃,参加很多政治活动,不过他那时候功课也很好。他是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但是,不久的反右他被打成“右派”,从此,他再难活跃,更遑论潇洒。

陈世民刚到香港那几年,经常与他见面,并深得他的同学情谊。当时和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还有徐光国,中海公司的。三个人年纪相仿,既是同行又都是四川老乡,自然有很多共同点。他和徐光国两人经常到他家吃饭,很喜欢他太太做的四川菜。每逢节假日,他们都为能够在他家吃上一顿正宗鱼香肉丝和麻婆豆腐之类的四川菜而快活无比。后来,他们条件好了,香港也引进了正宗的川菜,他们的口味便高了,再去家里吃他太太做的麻婆豆腐之类,就感觉不到有多么好吃了。

王先生那时在香港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做建筑师。他与陈世民交谈,发现他的天地很大,思路很开阔,虽然刚来香港,有些生疏,但他雄心勃勃。他认为陈世民做的是真正的建筑师的事儿。他说:“我很羡慕他。内地来香港的建筑师没有牌子,是不可能做到大项目的。但他却充分利用时间去看各种建筑,拿一个相机到处拍照。一边增长见识,一边广泛接触香港社会,寻找发展机会。”

他说这些年,他从陈世民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是他在学校里和香港的事务所里学不到的。他称陈世民是他的老同学、老上司、老朋友,也是他的老师。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假如你也有陈世民的条件,会不会也能成为陈世民这样的建筑大师?”

他非常肯定地说:“不会。”

“为什么?”

他说自己哪方面都不具备。毕业之后,陈世民去了北京的建筑大设计院,他就很羡慕。尽管他也是作为优秀生而留校的,但他仍然向往北京大设计院。此后,他给院长当了秘书,又做过建筑系的书记,但是,他一直没有像陈世民那样一进北京就赶上了中国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期,并且从身边那么多高水平的建筑师那里学到真东西。因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两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人的差异。客观上的原因容易说得清,主观上的原因,就更为复杂了。

他评价陈世民有四能:能吃、能玩、能睡、能干。吃,胃口又好,自己吃不过他;能玩,卡拉OK呀,跳舞呀,都是他的强项,像这些我跟他一块去,我就坐在一边看,他能引吭高歌,唱得好,一嗓子《康定情歌》,激情满怀,额头闪亮,很能打动人的。能睡,是到哪里都会休息,一到飞机上他就能睡着。先睡一觉,等大家都感觉困倦时,他却睡醒了,起来工作画图了。能干,这是公司上下共同认可的。你就看他出的这些书吧!那么厚的《空间》(陈世民出版的三部大书《时代·空间》《立意·空间》《写忆·空间》)。还有这个城市到处都能看到他设计的大楼。他原来的事务所,我看过,羡慕得很,过两年一看,又搬家了,搬到这么大的地方,羡慕得很啊!他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却还在做大项目,而且越做越大。香港的大建筑师,我看也没有他做得这么大工程。他现在还有这么大的魄力,能抓到重庆这么大的项目,能拿下来,真是了不起!

他谦称,陈世民与他最大的差别就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兴趣,这个是一个人的磁场,是影响力,感染力,也是人格魅力。这个恐怕是做好一个现代建筑师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建筑师要与业主打交道,最需要人格魅力了。而何为人格魅力?首先就是要有活力。没有活力哪来的魅力?没有活力怎么可能赢得业主的信任,将手中的地交由你来构想与设计呢?!陈大师这把年纪,有许多年轻的朋友,这些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跟陈世民是忘年交,见面吃饭喝酒,说说笑笑,像铁哥们儿那般,就把该办的事情给办了。所以,他总是能够揽到大项目,总是处于工作运行的高端状态,总是精力充沛。

中国房地产联盟的秘书长钟彬也是位年轻人,他说:“我觉得陈大师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年轻,人家说60岁的人30岁的心,他70岁的人了吧,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年轻,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对人的热情,跟他们那个年代不相符,不匹配,这个可能跟他的阅历有关。从高层然后又到低层,然后又到香港工作,横跨了研究、创作、管理各个领域。我也接触了很多建筑师,包括老一代的、青年一代的,陈大师是一个罕见的人,在生活观和意识方面,他老人家是很有一套的。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开放的。你说你生活很保守,视野也不可能开阔,所以说,他整个都是开放开阔的,而且你看他的朋友都是年轻人。”

这就是活力,一个建筑师的创造力与这种活力是成正比的!

在成都曾见到过一位中年房地产商,他也是80年代在香港跟陈世民相识的。见他们如此熟悉,我让他谈谈对陈大师的印象。他说陈世民有他做人的原则,又有他的灵活性。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他很节俭,也很懂时尚。他兼收并蓄,有包容性。他儿子找了个洋媳妇,他允许了;儿子离婚了,他也默认了,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他也跟洋媳妇相处得很好。这是一种文化的包容吧。这个很说明问题。

接下来他说到了在香港的一些生活细节。那时候,他经常带老陈去名店买衣服。第一次他买了好几万块的东西,陈世民一件也不买,只是看,摸,因为一件最便宜的西装也要六七千块。第二次逛商店时,陈世民犹豫了半天,终于一咬牙买了件登喜路牌子的西装,穿了好几年。后来,他说他们俩逛商店买名牌时,角色换过来了,他买我不买了,他一下子就买了十多万块的衣服。

由不舍得买5元钱的盒饭,到买名牌,这显然是一种突破,说成质变或一种质的飞跃也可。建筑师由土变洋的过程,也是蛮快的。

袁镜身是最有资格谈论陈世民的,他等于是看着陈世民一步步成长的。陈世民从一脚跨进北京工业设计院起,便进入了他的视线。陈世民到香港、深圳创业腾飞这些年,袁镜身也来到了这片热腾腾的土地,他被深圳市政府聘为顾问,参加过很多重要的规划。他还参与了华艺公司的组建工作。从北京到香港,再至深圳,他对陈世民简直是“一路保驾护航”。

袁镜身有篇长文谈陈世民,题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很详实地记载了陈世民在中国大建设的发展进程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家的命运,陈世民的命运,他娓娓道来,颇有见地。

陈世民天资聪颖,接受新鲜事物敏锐。但他懂得一个人的成长,只靠天资聪颖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他在学校时就有一种理想,将来要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建筑师。

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到了工作岗位,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可学的。怎样学习业务呢——那时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参加了训练班,听苏联专家讲课,结合工作向有经验的工程师请教,开始画简单的施工图、建筑大样图,后来参加学校、幼儿园、电影制片厂等大大小小项目的设计实践,1955年还参加了北京使馆区的首期工程,开始承担一座小型使馆的初步设计。

袁镜身提到了陈世民建筑生涯中的第一个项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山西分所。这个项目将近10000平方米,包括各种研究室。陈世民担任了设计总负责人。因为要研究生物培养,还要求具有恒温和无菌的操作条件,技术上颇为复杂。怎么办呢?“他亲自跑了山西分所选择场地,同建设单位同志研究了建设条件,编写了设计任务书。回来后又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学习卫生界的生物知识,这样掌握这项工程的基本特点——尤其难得的是,他作为一个青年建筑师,要组织和协调各工种的富有经验的工程师们在一起配合,组织几个青年建筑师合作,没有虚心求教和踏实的工作,是很难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设计的。”

由此可见,陈世民在那时候就得到了全方位锻炼,这也说明了他在南海酒店的复杂工程项目中能够走向成功绝非偶然。

袁镜身说陈世民能够参加“十大建筑”设计是最大的一次锻炼,让他站到了国家级的平台上,长了见识。“当时决定要建一座电影宫和一座大型歌剧院。这两项建筑的设计,工业建筑设计院委托总建筑师林乐义率领六名技术人员来承担,陈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也是林乐义十分赞赏的一位得力助手。但是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院里开始委托他配合一位主任工程师为国家歌剧院提供一个设计方案,他们没有同外界接触,也没有去走访调查,只按常规画了一个方案,陈世民用铅笔加水彩画了一个简单的透视图就送去了。当他们被邀去首都剧场参加方案评审会时,竟然发现北京市面上的其他建筑设计院,如清华大学等单位,已经一马当先,不仅方案介绍、构思连篇,透视图也画得又大又逼真。而他画的又小又草,很不起眼,方案也没有多大特色。”

这件事,令陈世民永生难忘。院里当时是让龚德顺和陈世民去做方案的,龚德顺是设计建设部大楼的那位建筑师。他对陈世民说,你去画张图吧。陈世民很听话地就去画了一张很小的图纸。结果拿去投标,一挂在墙上,与人家清华大学的图摆在一起,对比强烈。人家是彩色的,很大的图纸,像一幅参展的画,非常漂亮。他简直不敢朝自己那张图看上一眼。当时,梅兰芳也来了,文化部部长也来了,他们都在观看这些歌剧院的设计图。他说:“我一看那场面,差点钻进地下。我画得不好,黑乎乎的。”

他感觉自己的画法太笨拙了。看人家的,要用蓝色渲染,要画四遍。这四遍下来,还要用电吹风把它吹干,否则,半天不会干的。

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要画好设计图。一年多练下来,他也可以画出同样大的透视图。图大了,很多人习惯钉个钉子在轴心,拿着尺子边量边画,但他可以在心中感觉到这个点,很快起草,练就了本事。

袁镜身在洋洋数万言中,细数陈世民一步一个扎实进取的脚印后,对他能够成长为建筑大师的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曰:善学各家之长,来补自己之短。“林乐义总建筑师是在法国、美国留学、工作多年,见识很广的人,对于国外近现代建筑颇有研究。在设计思想上很注意创新,善用现代技术和‘洋’的形式。陈世民在林总的指导下,不断工作和学习,在合作中他经常主动争取多画图,多实践,有时讨论完,就用晚上时间将林总和有经验建筑师的想法,通过自己的手表达出来,积极学习林总的创作思想和绘图技巧。反过来又成为林总的得力助手。”他还提到了戴念慈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在设计中运用中国建筑特点和现代建筑相结合,这些方面,都让陈世民从中受益。还有龚德顺、杨芸也都是有经验的建筑师,都曾直接领导过陈世民的工作,他从中学到了不少好的设计思想和作风。

二曰:手笔勤快,善积材料。70年代后期,陈世民一直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委员会秘书,经常参加建筑创作的学术会议。在会中常看到有些建筑专家很注意写生,特别是南京工学院的杨廷宝教授,那么大年纪了,还是手执钢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他深受影响,也养成了勤动笔写生的习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画》,第一期就发表了陈世民的建筑画。有人说他的图画是事后画的,补的。殊不知他在这方面下了多少功夫。他在飞机上、在船上,只要有机会就会拿出本子来画。有一次开会游漓江,他坐在行进中的船上,手不离笔,就那么一路画下来,画出了美丽的漓江两岸风光。他练基本功是舍得花大力气的,而且长年坚持不懈。画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就画不到,要做到得心应手,从而练就草图勾画真本领。

他还善于搜集和整理资料。设计是一种设想,但它不是空想。要依靠大量资料和科学分析来完成。“他在做电影宫和歌剧院方案时,跑到图书馆搜集国外有关资料;在做国宾馆方案时,就搜集了有关高级宾馆的设计资料。同时也把自己的手稿、创作方案,都整理汇积起来,作为自己学习和设计的参考。”

这个习惯,他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他深圳卓越大厦四层的那间宽大的事务所办公室里,满墙都是高耸的书柜和资料架,那上面有他几十年的图纸和各种资料,还有他不惜高价购买的许多经典书籍,有关于国内外建筑的厚重的图文并茂的套书,有吴冠中等画家的画册,也有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柯布西埃等人的著述及各类世界文学名著。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习惯在桌面上铺开一张大纸,然后用一支绘图笔,说到哪里,就画到哪里,话到笔到,笔随话行,每次谈完,他都已经画出了数张草图般的笔录,而后,他会让秘书收起来存档。他的有心还表现在不久前出版的那一部巨著《写忆·空间》。里面都是他的设计图纸。这绝非简单的图纸的综合,而是丰富多彩的建筑师生涯的勾勒,60年下来,一个完整的甲子,其间,多少草图,多少心血,还有游历多个国家的飞行的标示图,像一幅军事地图一样,做得很是精致新颖,跨洋过海,每一次都有记录,上面还有小方格标明年月日。都柏林、芬兰、挪威、蒙特利尔、西雅图、辛辛那提、开罗、卢克索,等等。字迹非常之小,令人称奇的是他已年过古稀,看这样的小字却不用戴老花镜。老天爷真是格外垂青于他,居然行走如风,且眼不花耳不聋。

三曰:注意总结经验。“在每一项设计告一段落或者完结的时候,他总是把资料整理出来,仔细分析一番,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是不好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可吸取。对待别人好的设计,同样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文中举例说到1979年陈世民有机会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参观那里的一些新的建筑,这次参观,是“文革”之后一次非常重要的开阔眼界的机会,陈世民格外珍惜,并从中学到了好多东西。他完全是用笔去记录,用心去揣摩去领会,并且能够举一反三,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刊在一流的建筑杂志上。

袁镜身还提到陈世民到了香港工作以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国家,每次在长途飞行中,都要将学习考察的心得写成笔记,将自己的见闻归纳总结,将新鲜的感性认识分析提高。几年来写下了20多万字,大大提高了创作水平”。

四曰:注意理论探索。“建筑设计只有实践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理论上的提高。”他从陈世民的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分析了他的理论水平。其实,这几篇文章只是陈世民的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是前些年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陈世民面对更加纷纭复杂的建筑市场,他洞察秋毫,又写出了很多见地不凡的理论文字,这些文字有发现,有思辨,有胆识,无论纵的横的论述,他的文章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结合他的实践,从不空谈。而正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支撑着他在更加广阔、更加激烈的市场中,老黄忠般的不坠青云之志,继续拼搏在新时代的建筑发展的前沿阵地。

他的成功,时常会被人们误读或者偏颇理解,仅仅归纳为他的市场理念与经营能力,殊不知他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对于理论与思想的研究探索。作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先行者,他至少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实践与研究。当国人惊呼“狼来了”时,他早已与狼共舞多时,且积累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这将在本书后边详尽写到。

有一部纪录片记下了陈世民大半生的经历,片名为《天道酬勤》。这四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可能有人比他聪明,比他有学问,也可能有人比他运气好,比他能吃苦耐劳,但是,将这多个方面的综合打分,集束式的能力归到一起相比,他无疑是国内建筑师中的佼佼者!

袁镜身讲到了他的勤奋好学。讨论方案,会开完了,谁去整理一下?凡是上点年纪的人,当然不愿干了,数他年轻,他就说我来。因为他觉得这样他会受益最大。人们走后,他就去把那些讨论方案整理出来,又拿来,再讨论再改,改了后他又拿去整理,如此一来,他就比其他年轻人多出很多参加重要项目的机会,多学了很多东西,其见识也自然比同龄人更多更高。

他获取知识的另一途径,就是喜欢读书。因为当时经济拮据,遇到好书却因为贵而舍不得买。有一次,他看到别人桌上放着一本书,随手翻开来,就放不下了。那本书是关于华沙重建纪念馆的。铜版纸张,触摸时有如高贵的瓷质,印刷非常精美。那些建筑照片和一些图纸,还有好多建筑师的手稿,都是他最喜欢的。他惊叹这个作者把街景都画出来了,还是铅笔画。他喜欢得不得了。他觉得自己平常要做的就是这些,就跟在学校里老师教的那些东西一样的。看到人家做得这么精美,这么细致,再加上华沙的异国情调,他简直爱不释手。但是,一翻到背面下角的定价,他便将书放下了。定价3元,当时对他来说是个大价钱。他舍不得买。

书是放下了,但心却一直放不下。他坐回自己的桌前,颇有些心神不定。自觉不自觉间,就会朝人家桌上的那本书瞟上一眼。这样犹豫了三天,最终,他还是没有抵制住诱惑,去书店买回了这本书。

他在第一年实习时,每月工资是56元。第二年就转正了,工资开到62块。转正时,他的职称是技术员。

为什么陈世民舍不得花3块钱买书呢?这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结婚了,他不是一个单身汉,有人管着他了。他要想花钱,也不能拿起来就花,他要跟她商量,他要养家糊口,要有责任感。

袁镜身认为陈世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现在(指20世纪90年代以前)他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开放、经验丰富的高级建筑师和设计企业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建筑设计大师”,人生越上了巅峰。

笔者对于陈世民的了解,大多是从杨永生那里。

杨永生跟陈世民老早就相识了。当年他们都是在建设部的大楼里办公。那时候杨永生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创办了《建筑师》杂志,他们之间交往更多了。陈世民去香港时,杨永生将他的老关系钟华楠和潘祖尧两位建筑师介绍给他。陈世民表面从未说过感谢之类的客气话,但他在行动上却表现出了感谢和尊重,让杨总一直不忘。杨总说有一次开会,间歇时有一堆人在聊天。陈世民说他要去俄罗斯,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便马上提议说:“好呵,你把我们杨总也带上吧,他给你做翻译!”此人当时在《建筑师》杂志做副主编。陈世民没有回应,脸色一下子沉下来。因为当时不仅杨总在场,其他还有好几个人也在场。杨总坐在那里看见陈世民把年轻人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年轻人后来告诉杨总:“他批评我了。他说杨总那么资深,那么德高望重,我怎么会让他给我当翻译?这多不尊重人家呵!”

杨永生回忆往事,对陈世民的做人方式,有着很深的印象。他说陈世民的成功跟他会处世会做人密切相关。对他有过帮助的人,他都会感激不忘的,尤其对于袁镜身、林乐义等老一辈,他来北京时都会去探望的。我曾亲眼见过已经发达的陈世民,在深圳盛情接待当年打交道的老朋友时的情景。只要他听说对方来到广东的音讯,哪怕是在广州,也会将电话打过去,邀请人家过来深圳玩玩。即使他有那么多方案缠身,忙得星期天都不得休息,他仍然要抽时间宴请老朋友。

“你写陈世民,一条线是写他的管理、经营;另一条线是写他的设计,还有一条线就是做人,如何成功做人。”这是去年我在杨总的家中采访时,他的殷切嘱咐。

我很欣赏潘玉昆的一篇评论文章,是评陈世民的《写意·空间》一书的。

“我们这一代建筑师有幸经历了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高峰期,经历或目睹了壮阔的城市化过程,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潘玉昆认为陈世民领会到了在市场经济剧烈竞争的设计环境下方案设计的关键作用,以及建立灵活的有别于当时国内普遍的大而全的设计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的先行意义:一是设计理念方面,他是建筑设计方案先行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二是事务所机制管理方面,他是股份制或民营事务所机制最早接轨西方的先行实践者。潘先生以这两个方面的归纳,准确勾勒出陈世民的人生价值。

国家大型建筑,往往不强调个人而是重视集体的能力,像人民大会堂这样的项目,究竟建筑设计者是谁,到现在还有争议。那时个人是不能成名成家的,那种思想本身就属于资本主义,这顶大帽子会压得所有具有才干的人都退缩。甚至到了1980年,凡超过14层,1000万投资的项目,都要到北京审批,项目立项,必须赶上每年仅一两次的全国设备订货会议。而深圳特区则不然,特事特办,就为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设计环境,一个可以施展十八般武艺的大舞台。潘先生认为陈世民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

太多的竞标,所有项目都是通过竞标。竞标靠实力,实力靠人才和组织管理机制。华艺让他带出了一个高水平的特别能“战斗”的设计团队。很多作品都是他的一个设计团队完成的,而设计团队,是有步骤,有分工的,总是他最先出思想和构想,然后去引发团队的议论碰撞,激发灵感火花,他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及时传递给团队,像博士生导师一样,既是工作,也带有培训性质。重要成果中的透示图,他必须亲手画出来,他画的东西与电脑出图永远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卓越的基本功令人惊叹!”潘玉昆发出如此感叹。

是啊,现在建筑师一律电脑绘图,陈世民从杨廷宝等上一代建筑大师那里继承下来的这种画图的基本功,将会失传,会成为绝唱,就像电脑打字会让作家失去手写稿一样。

注释

[1]血沉,即红细胞沉降率,是指红细胞在一定条件下沉降的速度,可以反映身体内部的某些疾病。

[2]参考高扬《历史丰碑》。

下一章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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