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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需要社会政治生活”(2)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展现了像吃掉古谢夫的鲨鱼那样吞没成千上万人的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可怕情景。他以自己震撼人心的强烈抗议的小说为武器,揭露谴责了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巴维尔·伊凡内奇的抗议反映了契诃夫的心声,他的坚定精神也就是契诃夫精神。

《萨哈林岛》是又一部抗争主题的作品。它是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时期,在进行其他作品创作的同对,断断续续写成的。1893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连载。契诃夫用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萨哈林监狱当局专横、暴戾、残忍和说谎行为,反映了苦役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虐待和他们感到没有生还的希望而失去理智的生活以及孩子们虚弱、疾病、堕落的情景。

这是一本关于冤枉地葬送了生命的人的书,是一本继《古谢夫》之后对专制制度无情揭露,愤怒抗议,强烈谴责的书。俄罗斯这一社会溃疡一经揭开,在科学界和文艺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形成全社会的抗议。致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向萨哈林岛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于调查结束之后,采取了某些措施改善苦役犯的生活条件。

4 对君主专制的愤慨

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和在他写《萨哈林岛》一书的过程中,脑子里产生出一种幻景,好像整个俄罗斯是令人恐怖的监狱,好像是围着栅栏、安着岗哨的四堵墙内的生活。这种禁锢在四堵墙内的苦恼简直超过了萨哈林岛。由于有这种思想,他写了《第六病室》这篇小说。

《第六病室》的情节是这样的:

在一个偏僻的远离铁路的被遗忘了的小城里,有一家医院,由于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盗贼横行,遍地是灰尘垃圾和病人的废弃物。医院的秩序仅由看门人,一个粗鲁暴虐的老头用铁拳揍病人来维持。医院院长拉京大夫,曾经工作很热心,试图重创医院辉煌,但他的想法跟院内普遍的冷漠态度相抵触,因而进展很不顺利。于是他失望了,便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头钻到哲学和历史书中,并醉心于享受伏特加和盐腌黄瓜的美味。一次他到关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去,发现病人格罗洛夫有丰富的哲学知识,于是俩人攀谈起来。但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格罗洛夫主张反抗压迫、奴役和专制,为自由而斗争,就必须有实际行动;而拉京则主张不必多管闲事,什么也不要做,良心反而清清白白。他对那些不幸的人的遭遇,只是反复念叨:“何苦呢!”

由于他性情孤僻和跟生活隔绝,产生了一些古怪行为,周围的人怀疑他也发疯了。而他的助手霍博多夫,一个权力欲者,早就觊觎他的地位,他借口拉京得了精神病而将他关进第六病室。在病室里拉京的哲学彻底破产了,他和格罗洛夫不堪忍受医院的虐待,便举行了反对暴力和专横的抗议。结果饱尝了看门人尼基达的铁拳,他被打倒在床上……第二天拉京由于中风而身亡。

《第六病室》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上反对专制、独断、暴政的最沉痛最愤慨的作品之一,是俄罗斯这座监狱的象征,是声讨沙俄政权的檄文,凶恶的看门人尼基达就象征着沙皇政权的维护者。当时还很年轻的列宁曾对他的妹妹安娜说:“当我昨晚读完这篇小说时,我感到非常可怕。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一样,我不能留在房间里,我站起来跑到了院子里。”

契诃夫对君主专制的憎恨和抗议,在那时具有十分伟大的社会意义。《第六病室》是俄国社会高潮开始明显上升征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时代的衰落和时代的崛起的历史界限重要标志之一。

5 救人民于水火

这一时期,契诃夫思想上不再相信托尔斯泰主义了。他认为托尔斯泰否定技术进步,吹嘘精神进步的理论是不对的。他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相信人类进步,而且一直相信这一点……托尔斯泰的哲学曾对我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它曾支配我达六七年之久,现在我内心里有些东西对此提出异议。理性和正义告诉我,电和蒸汽机比贞洁和拒绝肉食更能体现人类的爱。”

契诃夫认为人类的出路在于相信科学,在于相信人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不能像这位哲人那样通过把有学问的人降为农民来实现,而应把农民变为有学问的人。企图通过发展小农经济和愚昧政策来更新世道是一种空想。

当然,契诃夫虽然反对托尔斯泰的空想主义,但他仍对托尔斯泰怀着敬仰和亲切的感情。他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赞叹不已,认为写得好极了,每读一次都感到新鲜和惊讶。他越是否定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越是钦佩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而且他对托尔斯泰的道德人格钦佩得五体投地。

1892年,全俄罗斯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禾草不生,颗粒不收,全国陷入了饥荒,到处是逃荒求生的人群。沙皇政府害怕农村发生动乱,下令禁止新闻界刊登反映灾情严重的文章,并禁止向私人募捐,只允许红十字会和教会帮助灾民。

对政府当局的这一决定,托尔斯泰提出了异议,认为红十字会和教会的救济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凭借自己不受惩罚的巨大威望,不断向公众宣传灾情,发出呼吁,募集捐款。他还亲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并在自己的女儿们的帮助下开办了数百个赈济所。这场由一位离群索居的作家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掀起的慈善运动,使契诃夫目瞪口呆,他不由赞叹说:“托尔斯泰!呵,托尔斯泰!在当今的世界,他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超人,他简直是朱庇特神!”

作为对国家、对人民有强烈责任感的契诃夫深受托尔斯泰道德力量的感染,他很想去援救成千上万挨饿的灾民,并且已经与他早先的一位朋友,现任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地方自治局局长的叶戈罗夫进行了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危急的当口,他偏偏患了一场重感冒加上肺结核加重的并发症,有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使得他焦急万分,他的病一开始好转,刚能下地,就立即带病行动,帮助叶夫戈罗德实现其救灾计划。

叶夫戈罗德计划是到林区买一些马匹,喂养一个冬天,到春天再把马捐赠给农民以利于来年的耕耘。这个计划需要很多资金。为了筹集这一大笔钱,契诃夫便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给他的熟人和朋友写了成百上千封信,并四处拜访有可能提供资金的人。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他便于12月去彼得堡,打算在那里募集更多捐款,结果也事与愿违。返回莫斯科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找他的朋友叶戈罗夫,商议采取什么措施救助农民。

那时已届冬天,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道路泥泞。他依然乘雪橇去查看受灾的村庄。在一次去乡下的路上,他遇到了暴风雪,险些迷了路。事后,他坦白地说:“我当时相当害怕!”

灾区的现象十分悲惨,家无隔日之粮,户户停火断炊,老人小孩啼饥叫寒,真是惨不忍睹。在灾情面前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已不再反对私人救灾行动了,可是尽管契诃夫四处奔走,八方求告,但提供救灾捐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他感到非常沮丧和气愤,在信中对苏沃林说:“如果那些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能够言行一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就不会有任何饥荒。”

在白雪皑皑的乡下踉踉跄跄奔波了八天之后,他得了重感冒,而且感到背部剧烈疼痛,不得不返回莫斯科治疗。感冒好了以后,他又于1892年2月2日随苏沃林一起动身去沃罗涅日州。

这个州的救援活动比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有效。但苏沃林的出现却给此行披上了令人不愉快的官方色彩。这位深得政府信任的显要人物、《新时代》的发行人的光临使地方当局受宠若惊,大为感动。招待会和晚宴接踵而至,契诃夫不得不怀着怒火虚与应酬。村子里的农民饥饿难挨,这里却满桌佳肴美食,琼浆玉液,使契诃夫无法忍受,他觉得这位名声显赫的朋友既无能又糊涂,实在荒唐可笑。

1892年7月梅里霍沃地区发生了霍乱,地区卫生委员会特来拜访契诃夫要求他帮助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这种流行病的传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翻阅了有关霍乱的最新书刊,并叫人搭起一些临时的木板棚,用来隔离得了霍乱的病人。由于无钱支付各种费用,他只好求助于他的朋友、邻居和富有的企业家,在他们面前施展“乞丐口才”。他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到处奔波,疲惫不堪地走村串户,去教农民如何预防流行病,并且为那些患了白喉、伤寒和猩红热的病人看病,几个星期之内就治疗了上千个病人。多亏他的努力,这种疾病未能侵袭他所在的地区。

6 兴民以科技

契诃夫认为社会的前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按俄国的现实,还必须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态。所以在梅里霍沃期间,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经常去地方议会参与审查有关重大事宜。他对怎样修建新的道路,怎样修建新医院和学校的建议也十分感兴趣,向地方政府建议为当地居民修一条从洛帕森到莫斯科的公路,重修一座桥梁,为邻村修复一座教堂。

他在诺沃谢尔克和梅里霍沃建了三所学校,亲自组织音乐会,业余文艺演出等活动筹集、募捐资金,不足部分由他支付。他自己编制建校计划,亲自设计图纸,自己购买材料,自己监督修建工作。当他谈到这些学校时,双眼炯炯发光,很明显,如果资金设备允许,他将要建的学校不是三所而是更多。在诺沃谢尔克学校开学典礼上,三位神甫前来为学校祝福,当农民把面包和盐送给他时,完全不会当众讲话的契诃夫,忸怩地向农民的敬意表示感谢。

契诃夫总是这样想,与其坐在文学沙龙里,空发议论,夸夸其谈,不如办几件实事,兴建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医院,帮农民治病,倒还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所学校、一口井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不致白白流逝而无所作为,那该多好啊!”

在社会工作中正如在艺术工作中一样,对契诃夫来说最讨厌的是不学无术。他做任何事都是严肃认真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考虑其结局,这是他固有的求实精神。梅里霍沃给了契诃夫很多很多,丰富了他的知识,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发展。

长期生活在农村,跟农民密切交往,使他对农民的苦难生活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对造成那种生活的社会制度的愤慨。

1897年契诃夫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农民》。通过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年轻妇女去农村的生活经历,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的苦难、污垢、愚昧、迷信、粗暴和懒惰充斥的情景,揭露了当时俄国农村的黑暗和落后。这也是一篇抗议主题的作品,为人的尊严而斗争的作品。

沙皇政府的新闻检查官们感到恐惧,对小说作了大量删节。但读者仍然对作者在小说中的大胆描写感到吃惊。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有的认为“这是多年来在全世界出现的最伟大作品之一。”把这部作品和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提并论。

这篇写农民的作品还有一个新的创造。在契诃夫之前已经有许多描写农民的小说,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写农民。屠格涅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带着贵族忏悔的感伤情调写农民,而在民粹派作家的笔下,农民总是显得有点像是神。在《凶杀》《农民》和他后来的小说《在峡谷里》,契诃夫是第一个赤裸裸地不加粉饰地描写俄罗斯农村真相的人。以后只有高尔基和普宁像那样描写农民。

俄罗斯农村的真相是第一次揭露出来,跟揭露萨哈林岛真相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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