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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7章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1685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第三年,桑杰嘉措听到了仓央嘉措出生前后的一系列“灵异”现象后,派人将他一家从邬坚林迁居夏沃,暂住措那宗。据文献记载,这一系列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此后,灵童的一切生活都在格鲁派仅有的4个人的照料之下,连他的父母也不得随便接近。
  1688年,灵童开始学习文字。据记载,他非常聪明,学习开始的当天,就掌握了30个字母,并能上下加字、逐一拼读。
  1690年,桑杰嘉措派出学问精深的高僧担当灵童的经师,在当地的巴桑寺中,他开始正式学习佛法。
  1691年,灵童开始给桑杰嘉措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从这年的10月开始,他的学习任务更重了,见于记载的便有五世达赖喇嘛著的《土古拉》、仁蚌巴著的《诗镜注释》、《除垢经》、《释迦百行传》等。甚至,十岁左右的小灵童还完成了《马头明王修行法》一文的撰写。
  有意思的是,《诗镜》是古印度的文艺理论著作。简单来说就是讲诗歌创作的一本书,它对藏族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656首诗歌。也许《诗镜》和《诗镜注释》正是仓央嘉措酷爱诗歌的关键原因。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出家的人还要学文艺学,其实这正是佛教“五明”中的声明,是一种研究文字、语法及音韵的学问,是僧人必须学习的。
  1696年,康熙皇帝得知五世达赖已经圆寂、桑杰嘉措匿丧不报的事情,严厉责问。桑杰嘉措做出将灵童迎往拉萨的决定,但是对他的真实身份,此时还是内部公开但对外保密的。
  1697年4月,灵童从措那启程,前往拉萨,途中在浪卡子暂住。8月,桑杰嘉措公开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灵童即将迎请到来的消息。9月,五世班禅受邀来到浪卡子,给灵童授沙弥戒,取法名为仓央嘉措。这期间,灵童的父亲去世。
  当年10月,仓央嘉措正式坐床,康熙皇帝派章嘉国师授予封文,正式认证他为六世达赖喇嘛。此后,五世班禅来到布达拉宫上了“第一堂课”,给他讲了五世达赖喇嘛一生的巨大贡献,鼓励他勤奋学习。
  1698年,仓央嘉措开始学习更多的经典,他的老师都是各教派的著名学者,精通多种学问的桑杰嘉措也亲自教他。
  关于仓央嘉措的学习情况,正史就记载到这里,从1683年到1698年。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仓央嘉措并不是在家乡长大的,而是从小就秘密搬迁,在格鲁派的严密保护下成长,连他的父母都很难见到他。所以,很多民间传说他在家乡自由快乐地成长,是不可能的。同时,即使是他的父母信奉宁玛派,也还来不及向他灌输什么。不过,有意思的是,灵童的父亲去世时,恰好有两位宁玛派的活佛来探望灵童,确实是这两位宁玛派的高僧为他做了超度法事。
  二、仓央嘉措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佛教教育,从他的学习过程和进度来看,他的学习能力和提高速度都是不错的。很多民间传说说他从小就不喜好佛学,偏爱游山玩水,还学了骑射,身负武功,而且年纪轻轻就风流倜傥等等,这些都不太可能。
  三、从他的经历来看,不可能有什么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他的生活是在严密的监控和保护下的,哪里去找女朋友?而且,从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初恋情人,也只能是在1697年4月他从措那动身前往拉萨之前;因为此后他的身份逐渐公开化,是断然不可能找女友的了。那么,1697年他多大呢?15岁。
  一个15岁的小孩,在寺庙里住,竟然已经谈了好几年恋爱了,这不是太好笑了吗?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至少在1698年坐床前后,他的私生活是不会出现什么放荡的事情的。那么,住到布达拉宫之后,会不会真的搞出“夜会情人”的事儿来呢?
  1698年到1706年,他正式做达赖喇嘛这6年,关于他的私生活,正史里是没有记载的。
  不过,学界的统一观点是,在此期间,仓央嘉措确实有一些喜好游乐的行为,在学习方面态度也比较懒散。为此,桑杰嘉措曾反复规劝,督促他的老师和身边侍从严格管教,但适得其反,反而使彼此间产生了严重隔阂。最终,导致了仓央嘉措拒绝比丘戒、要求放弃沙弥戒(出家戒)的事情来。
  从正史记载的字里行间来看,仓央嘉措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使得格鲁派上层僧侣认为他“迷失菩提”。但这种错误是不是半夜里化名出游、纵情酒色,甚至真有几个情人呢?事实上,格鲁派认为他“不守教规”,多半是指他拒绝受戒这件事情。至于生活方面,他也肯定是有些过失的,但未必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
  年轻人精力充沛、不喜欢枯燥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有些“逆反心理”,对生活有自己的想法,不甘愿听从长辈的指挥,这也是正常的。从这个所谓的“情理”出发,民间普遍认为,因为仓央嘉措从小生活在家乡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此时面对老迈而无趣的一大批老师、每天学习枯燥的经文,从年轻人的本性出发,采取了“对着干”的态度。
  然而,这样的理解并不成立。首先,仓央嘉措从小就接受佛教教育,并不存在从自由环境到枯燥环境的不适应;其次,藏传佛教僧人对上师是无比崇敬的,这种无条件的尊崇是不能用现代教育的师生关系来类比的;第三,幼年活佛的学习生涯确实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但也还不至于无趣到有如困兽的地步。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年轻的仓央嘉措不爱学习呢?他对学习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目前,民间对仓央嘉措这一段的学习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两种说法:一、以桑杰嘉措为首的老师们,严格监督他学习繁重枯燥的佛教典籍,对学习抓得很紧很严,这让渴望自由生活的仓央嘉措产生逆反情绪;二、仓央嘉措没有受到什么正规教育,在布达拉宫里纯粹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所以,让他感到“失望,学习也无益处”。而此时的桑杰嘉措忙于政务,醉心于揽权,教学上不太用心,却总用老师的权威压人,让仓央嘉措对他心生不满。
  总之,两者的结论都是仓央嘉措不喜欢学习、也不听从老师教导。
  然而这样两种说法不是非常矛盾吗?桑杰嘉措对仓央嘉措的学习,到底是管得严还是放手不管呢?
  很多貌似矛盾的观点,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的。
  对这一问题,实际上有第三种解释:仓央嘉措不是贪玩不学,而是没学到真正想学的,所以对当下的学习任务比较消极懒惰;桑杰嘉措不是不管,而是没管到点子上,仓央嘉措想学的他不教、不管,不想学的他反而拼命教、管得严。造成的结果就是:仓央嘉措学习态度懒散,对老师的规劝也保留意见。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培养方式和培养目的之间关系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此时,如果老师们教仓央嘉措另一门学问,用不着桑杰嘉措严格管理,他都会学得努力、用功,感到有趣有益。
  问题是,仓央嘉措究竟想学什么呢?桑杰嘉措为什么不教呢?
  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格鲁派发展到清代,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组织,它管理的不仅仅是宗教事务,而是由于宗教集团在地方事务上的特殊作用,成为一种有经济产业、有组织机构、有政治权力的政教组织。这种宗教集团的领袖不但要在佛学上出类拔萃、在宗教事务上有绝对权威,在地方政治的处理能力上也要有相当的水平。
  在这三者中衡量,佛学水平是对个人修为的要求,宗教事务处理能力是教派内部的要求,地方政治处理能力才是集团整体利益的要求。实际上,做不做一个佛学大师并不是很紧要的。比如,第三世、第四世、第八世达赖喇嘛,若论个人的佛学修为并不甚高,但政治贡献非常巨大。像第五世达赖喇嘛这样的个人、宗教、政务三者都突出的“学者型领导”,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的仓央嘉措,学习的是什么呢?大量的佛教经典。
  此时的桑杰嘉措,严格教导的是什么呢?也是佛教经典。
  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各派势力互相争斗,危机一触即发,学习佛经,确实就是没有用。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两个人当时的想法。
  仓央嘉措的想法,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参与政事,至于佛学,可以在日后慢慢学;至少在目前,并不是最紧要的。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一猜测是历史的真实,但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五世班禅给仓央嘉措受戒之后,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光辉的政治生涯,并勉励他为了众生的幸福而努力。1698年的仓央嘉措,16岁,深知五世达赖喇嘛生平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前世在同样的年龄做了什么。1632年,格鲁派在管理大昭寺的问题上发生内部矛盾,有的人提出借助蒙古人的武力,有的人提出借助当地政治势力,是16岁的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用宗教力量解决的决定,化解了一次危机。而这第三种方案,显然不是一般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经验能够想出来的,这是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这就是说,在同样的年龄,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参与政务了,而仓央嘉措连政务的门槛都没迈进呢。
  第二,此后仓央嘉措要求退还沙弥戒,可他却没有要求辞掉活佛的身份和职务,这意味着他并不想放弃政治权力。据此甚至可以有更为大胆的推测:仓央嘉措认为有出家戒在身,便不宜参与政治事务,否则才是真正的“不守清规”。于是,他要求暂时放弃出家但保留活佛身份,待他完成政治使命后好好地做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而桑杰嘉措的想法显然不是这样的。
  桑杰嘉措是要培养出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这包含两方面,第一,他要求仓央嘉措努力学习佛教经典,做一个佛学精湛的大师;其次,不希望他过早卷入政治斗争,他要为仓央嘉措保驾护航,给他充足的时间学习,并为他日后执政扫清政治障碍。至于政治斗争的危险,还是自己担了吧。
  所以,他对仓央嘉措的佛学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但却在政务上大权独揽。到了后来,他眼见斗不过拉藏汗时,不惜铤而走险,为的就是孤注一掷,给仓央嘉措扫最后一个雷。
  实际上,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仓央嘉措做一个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卓绝的政教领袖,桑杰嘉措尤其如此。他几乎就是用五世达赖喇嘛的标准来培养仓央嘉措,但他也知道,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治能力是从小摸爬滚打锤炼出来的,而仓央嘉措还太嫩。所以,对这个心愿的实现方法和过程,两人有不同的打算:年轻气盛的仓央嘉措跃跃欲试,而老成持重的桑杰嘉措小心谨慎;初生牛犊的仓央嘉措想佛学、政治两步走,而深知斗争风险的桑杰嘉措想先替他淌政治混水。
  这样的分析结论,与民间和一部分学者对桑杰嘉措的评价并不相符。很多人认为,桑杰嘉措是个利欲熏心、权力欲极强的人,但若仔细分析他的生平,这样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他是受了五世达赖喇嘛“托后”的人,而他的作为,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策略的。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典范。
  1653年,桑杰嘉措出生于拉萨一个大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与五世达赖喇嘛出生的家族关系极为密切。据说五世达赖喇嘛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常出入他们家。这个家族为早期格鲁派政权的创建立下过其他人无法比肩的功勋。桑杰嘉措的叔叔赤烈嘉措更是很早就随侍五世达赖喇嘛,忠于职守,深得信任。很多次五世达赖喇嘛患病,都由他贴身服侍,日常的事务也是他来处理。
  桑杰嘉措8岁的时候被送到布达拉宫生活,五世达赖喇嘛对这个孩子非常喜欢。1668年他的叔叔去世后,五世达赖喇嘛亲自教他多种学问,并有意培养他从政的能力,还利用自己的威望不断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有学者考证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这在史籍中有隐晦的记载,确实也有可能。但无论他们的血缘关系如何,五世达赖喇嘛对桑杰嘉措寄予厚望、刻意培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五世达赖喇嘛想做什么呢?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理想,也是他最终没有实现的愿望,他想让这个愿望在桑杰嘉措和后世的仓央嘉措身上实现。也就是说,他此时在做以后的政治布局,这盘棋能不能下得赢,晚年的他明知道自己看不到了,但这个棋局布得有必胜的把握,是他该做的。
  这盘棋确实下了太长时间了。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联合和硕特部蒙古的固始汗消灭了西藏的敌对势力,一举确立了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但蒙古人这一来还就不走了,反而从格鲁派原计划中的“施主”变成了事实上的“领主”,形成了格鲁派与蒙古人联合统治的政治格局。这实际上等于消灭了一个地方势力,又引来了另一个外族势力,虽然日子好过多了,但还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权力。
  此后的五世达赖喇嘛,致力于收回各级官员的任免权、逐步限制蒙古人的政治权力。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第巴这个职位。这是和硕特蒙古势力派往西藏地方政权中主持日常事务的官员,拥有在政务方面绝对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个“总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