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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章 青州教育(二)

  几位宗师兴致上来,连辨数日,才因为体力不支而意犹未尽的停下来。这时,才想起刘备这个青州之主,一齐来找刘备。问他葫芦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
  刘备在府邸亲自接待了诸人。笑着向郑玄等人说起自己意欲召集大儒贤士,于青州设立学府,以促进青州的教育事业发展。
  兴教劝学?众人听了精神一振,在汉代,从朝廷到士大夫阶层,都是非常重视学政的。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教育这一块。太常卿下有博士祭酒,率领博士十数人,掌教弟子兼在国有疑事时,掌承问对。又有太学,内设五经博士,专门负责讲经。而地方从州到郡县,都有典学从事,劝学郎中等职,专司教化。
  士大夫们出任地方,获得政绩的亮点之一,很大程度在于治下出了多少人才,每年举荐的孝廉、茂才等各常科、特科贤才有多少。
  而远离庙堂,处江湖之远的儒者们,更是对学术传承热诚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道统传承之争。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因秦之乱,儒学传承在汉时并不完整。因此发展成古文、今文两大流派。什么是今文,什么是古文。简单点来说,用汉隶书就的经书,便是今文。而汉以前,篆书、石鼓文等书就的经书,就是古文。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说了: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就像后世,楷书人人都认得,你写甲骨文和篆书,很多人便不认得一样。古文在汉时,也有许多读书人搞不清楚的。
  在汉时,不断有人从墙壁的夹壁,还有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古文经书传承。甚至还有不少人伪造。儒生们在学习、解经时,因为水平的高低不一,导致出现了许多妄说,以致引发了经义混乱。从政治、教育方面看,今文学派是由显而贵、由贵而尊、由尊转繁;古文学派是由藏而现,由现而明,由明而争。于是,两大学派开始掐架了,从西汉到东汉,延绵数百年,一直到后世还在争吵不休。
  今文与古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今文学派崇奉孔子,觉得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孔子“托古改制”而作六经。而古文学派崇奉周公,觉得孔子是史学家,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六经是古代史料……两大流派在礼制、历史、官制等各方面,都有争议,一直以来就争吵不休。
  西汉盛行今学、东汉盛行古学。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传的校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的古文经传并未入官学传承体系。刘歆为了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向天子上疏,于是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学大争论。
  当时的天子汉哀帝见了奏章,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刘歆大名鼎鼎,诸博士不肯置对。刘歆无奈,又求见当时的丞相孔光,结果丞相也不帮忙。于是刘歆便写了一篇雄文《让太常博士书》给博士们看。此文全面的从经传的源头、流变,今文的兴盛和古文的发现,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全文以史实与学理立论,辞锋理足,锐气凌人。结果此文一出,诸儒皆怨。各大儒们无法从学术上压制刘歆,便开始从政治上打压了。诸儒要么是求乞骸骨、要么是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于是刘歆黯然离京。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时,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今、古争论。先是建武二年尚书令韩歆上书,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结果诏下其议后就没声响了,然后在建武四年,公卿、大夫、博士等朝会于云台,结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旧事来,于是令博士范升说说意见。
  范升便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好么,惹了众怒,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罢”。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继续辨难,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
  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费、左之流是异端,要是立异端,风气一开,后面就不好控制了,将失道又失人;二是从源头上看,费、左之学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这二者是否有价值?很值得怀疑;三是从现实角度看,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天子你刚得天下,草创之初,要小心;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对末学异端之流,应该弃绝。
  范升的一、三、四点其实都是小事,最厉害的在于第二点。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于是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应对范升;范升又死死抓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学问高升,又有备而来,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结果惹恼了一个人。
  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精通《左传》,为学者所宗。当时听闻范升非难,大怒,于是诣阙上书。驳斥范升断章取义小题大做,《左传》是孔子亲授左丘明,比根据传闻而成的《公羊》、《谷梁》更有统绪,不能因为《左传》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至”和“圣”都是曲高和寡?且学术因时变易,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儒学也好,道家也好,其学术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学会因时而变。这是符合史学的发展观的。最后,陈元自信的说他“尝传师言”,请与诸博士廷辨,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甘愿就死。这是要拼命了。可见道统之争的激烈。
  这一次争论,虽然光武皇帝私下觉得陈元比较有道理,但因为今文儒者占优,他刚表露出点欲立《左氏》学的风声,无数公卿便开始廷争,朝堂乱成一锅粥。为了搞平衡,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这一次争论虽然无果,但却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基本上,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压不同学派的儒者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然后再到了章帝时,发生了第三次争论。史载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的大儒贾逵给召进宫讲经白虎观和云台。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史上有名的大经学家、天文学家,一生著着等身,所作训诂经义论难百万余字。其九世祖,便是大名鼎鼎的贾谊贾长沙。贾逵的父亲贾徽,受学于刘歆、涂惮、谢曼卿等大儒,贾逵自幼就跟着乃父学经,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学霸。
  贾逵学贯古、今之学,一开讲,便把今、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头头是道,大受章帝赞赏。贾逵奉命作《左氏传》大义长于其他二传者,章帝一看条奏,彻底认可贾逵之素养,于是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建初四年,白虎观,诸儒共正经义,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与贾逵辨难,结果往返皆有理证,贾逵一举博得通儒的美名。古文学更受关注。
  而后又在建初八年,章帝下诏:“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此诏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是否在太学立古文经传博士,但自此之后,古文诸经传却正式地进入太学传承系统。至此,当年刘歆想实现的目标,也可以算是基本达成了。不过话说回来,若是没有个喜爱古文学、喜爱儒学的皇帝、没有个通古今学的儒学大宗师贾逵,这事还真不好说。
  不过这事还没完,东汉最后一位今文学派集大成者的大儒何休,花费十几年,著书《春秋公羊解诂》,书成,然后与其师一起作《公羊墨守》,自诩《公羊》学如墨子守城,牢不可破,然后又作《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说这两经传有病有疾,病入膏肓,不能再起。结果引发了东汉最牛叉的学霸、今古文都集大成的郑玄的反击。
  郑玄于是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条一条的开始反驳。结果成功驳倒何休,以至何休慨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于是,经过刘歆、许慎、班固、马融、再到郑玄,古文学终于完全成熟,第一次全面压倒今文学。不过,各儒者治学不同,各有己见,纷争不断,那是常见之事。
  所以刘备一说在青州设学府,召名儒,授学于青州内外诸子。诸大儒们便似打了鸡血似的,激动了。
  自己名望再高,私学再盛,又如何比得官府的办学条件?之前官学衰微的原因,是没有大儒讲学,而大儒不愿入官学讲学的原因,除了今、古之争外,更要追溯到党锢之祸。
  如今,党锢之祸虽解,本是最好发展官学之时,却因为先帝驾崩,天下大乱到如今。于是太学罢讲,诸州官学颓废。刘备欲兴教化,却正是抓住了好时机。